喻培伦 （一九〇七年摄于日本东京 喻钟珏提供）

 

1954年4月25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内江建机械化糖厂”消息。

说起喻培伦，人们都知道他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牺牲时年仅25岁。但鲜有人知道，他还是近代中国推动“机器制糖”的先行者。
梦想“机器制糖”
喻培伦的家在四川内江，这里清初以来就以盛产甘蔗出名，逐渐发展成蔗糖生产大县，有“甜城”“蔗乡”之誉。
喻家是内江城内有名的蔗糖加工户，有着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糖坊。喻培伦是家中长子，每到榨蔗季节，常随父亲到乡下收购糖清。那时几乎整个中国都是土法制糖，全程手工操作，质量良莠不齐。
少年时期的喻培伦“敏慧过人，尤富于创造性。常窃启钟表及机械器具，察其究竟”。（喻培棣撰《追赠大将军喻公培伦年谱》）父亲重视子女教育，在喻培伦14岁那年就送他到教育环境更好的资州读书，师从名师魏楚珊。
魏楚珊思想很开明，常托人从上海购回时务书报供学生阅读，教育学生勿忘国耻。一天，魏老师将一小袋传教士送他的“洋糖”放在讲台上，激动地说：“外国人用机器制糖，色白杂质少，日产可达数万斤，是我国的数十倍还多。近闻江南一带的糖坊被洋糖冲击，已纷纷倒闭了。如果我们再不设法改良，川糖迟早也会被取代。”
这话深深刺激了少年喻培伦。他深深认识到：要改变川糖命运，只能舍弃旧法制糖，求取新技术、新机器，方能抵御洋糖，“恢复国家权利”。（《喻培伦家书》，以下简称《家书》）
1905年10月，19岁的喻培伦怀揣“机器制糖”梦想，赴日本留学。
探访大阪精糖社
1907年初，为了能“实受各学，未至糊涂自欺”，喻培伦转学到自己喜欢的实用技术学校——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攻读。其弟喻培棣回忆说：“兄于幼时，已具科学兴趣。东渡后，益窥得门径。深谂非科学不能救国，于是研讨益勤。”
求学期间，喻培伦一直在寻找机会实地考察机制糖厂。
1908年2月中旬，喻培伦打听到日本一家生产白糖出名的企业——东京日本精糖株式会社，没想到他“持清国公使绍介，亦未得参观”。继后，喻培伦又找到大阪精糖株式会社，其参观过程也让他“大费周折”。
最初喻培伦持学校介绍信请求参观，遭到会社婉拒。但他仍不放弃，“乃亲赴神户驻扎清国领事所，嘱其书达大阪府知事”。遂持书信面见知事，大阪知事打电话给会社，“外复与我一绍介券（即介绍信）持往会社”。（《家书》，以下所引均来自家书）
有了大阪知事的介绍信，喻培伦满心欢喜地再次前往大阪精糖株式会社，没想到“仍以未商主人见推”。喻培伦反复表达诚意，对方“乃相约次日”。次日一早，喻培伦就“先电话问之，得其允诺”。
会社技师首先介绍了制作精糖（即白糖）的次序：“其制法先于溶糖室溶解原料，用袋滤器除去杂物，次送溶液于滤过室，使液由兽骨炭（即活性炭）通过，因化学作用吸收其色，更注进于汽罐内蒸煮之，依远心机（即离心机），终制成结晶白糖。”
技师告诉喻培伦，会社的制糖设备全系机械化操作，“繁浩复杂，请注意视之”。随后带着喻培伦去参观制糖车间，“果全系机械，此人一一指示，纤悉周至”。
喻培伦一边仔细观察，一边询问其机器购置何处、价格几何？他随后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以伦素谙糖业，得察其与我邑异点，透彻其精制层次，且因曾经说明，得实睹而心识焉。其用机械固速，而其精制法则全与我邑异，少废弃物，如漏水之不值价者，由原糖而成白糖（其色作白雪之白——原注）只须半日顷，且不须日晒，而极干燥，罕见回润者。”
考察大阪精糖株式会社，喻培伦收获满满、大开眼界。
呼吁“共同购机制糖”
喻培伦身在日本，仍心系家乡糖业。他接连给家里去信，请父亲联络业界同仁联合呼吁资州五属（指资州管辖的资中、资阳、内江、仁寿、井研五县）“同声共起”，集资购买制糖机。
在参观大阪精糖株式会社时，喻培伦的好学勤问就给日本技师留下了良好印象。他悄悄告诉喻培伦：办精糖厂的关键是先要对原料作精确化学分析，取得参数后才能把控产品的质量，设备还在其次。为了能尽快掌握化学分析方法，喻培伦毅然从工业预备学校退学，“乃改进大阪化学研究社”“专攻一科”。喻培伦利用研究社“备有化学试验器及其药品”“每日自晨八时至晚五时，尽自试验”。
喻培伦在研究社得到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科毕业的吉村老师帮助。吉村告诉他，要生产中国白糖，需要“得其糖类而分析之，以与日本所出相比较，以助我所学，且便视中国糖类成分，以应当如何改良”。喻培伦马上写信给父亲，将内江所产黄砂糖、原糖、水糖、桔糖各半斤，“封包交邮政寄来，并乞早速，勿至迟误”。
收到父亲寄来家乡原糖样品后，喻培伦“数日间举行糖之定量分析，逐日以求”。做化验分析之余，喻培伦还抽空赴西京岛津仪器制造所，请其按照大阪精糖株式会社所用机器，“效照其重要器械二种，即真空锅与远心分水机，定制价格在数十元谱”，目的在于减少购置设备的资金压力。
喻培伦告诉父亲：“日来专肆于化学研究社，自朝至夕，已无他暇。”他充满信心地说：“吾生于糖业中，熟知其法，得彼之异法而改良我所固有，必属易事。”3月23日，喻培伦又写信给父亲，再次询问县中筹款情况，说自己已做好归国办厂的打算。请父亲速寄六百金用于“购置化学试验药品器械，带回以供己用，并书籍需用者，亦不可不买。转望我国，各物缺无，学问上应用者，尤难买入”。
然而，父亲的回信让喻培伦大为失望。信中说：去年四川大旱，甘蔗减产，官府糖税却不减反增，原来答应集资的几家大糖坊都相继毁约，自家糖坊也举步维艰。父亲告诉他，在日本好好读书，不要再提办机器糖厂之事。
在日本留学的四川同乡中，吴玉章一直很关心喻培伦。吴玉章1906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他劝慰喻培伦说：“我并不反对你改良土法制糖，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不推翻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切实业计划都难以成功。”
正是在吴玉章等人帮助下，喻培伦成为一名革命者。1911年4月27日喻培伦参加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孙中山追授他为“大将军”。他一生追求的“机器制糖”梦想没有实现。
终圆“机器制糖”梦
民国初期，一批有志之士积极在四川、广东等地倡建机制糖厂，相继受挫。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机械化制糖都没有成功，仍处于手工业制糖阶段。1935年前后，中国兴起一股机械化制糖热潮，但都因时局动荡，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成本过高，利润微薄而相继停产、关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的主要工业基地。在大批科技人才的努力下，先后在喻培伦故乡建起了华农糖厂、中国联合炼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华原糖厂三家机器制糖厂。可是这些制糖厂都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且所产机制糖不到全川总量的10%。在1949年前，四川糖业仍以土法制糖为主，整个中国都未形成机械化制糖工业体系。
1950年12月6日，内江解放。3年后，新中国将新建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糖厂放在喻培伦烈士的家乡，并纳入国家“一五”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建设，1956年3月，“内江糖厂”竣工投产。当年11月，正值甘蔗收获季节，新华社记者刘宗棠采访内江糖厂，写出了一篇通讯《糖城——内江的新面貌》：“这里的蔗糖已经全部由机器制造了。新建的四川省最大的内江机械化糖厂，每天能压榨甘蔗1200吨，生产能力比过去全部土糖坊还要大，而制糖过程所用时间只有土糖坊的六分之一，每榨一吨甘蔗还能多出一百公斤蔗糖……”
喻培伦的遗愿最终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作者单位：四川省内江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本文主要依据重庆博物馆馆藏《喻培伦家书》、喻培棣《追赠大将军喻公培伦年谱》等资料，以及采访喻培伦之子喻钟烈、侄喻钟珏等人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