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左坐者）与夫人尹映雪（右坐者）和大儿媳区绮薇（后立者）、长孙李时健（怀抱者）合影。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上，各党派首席代表都有签名，但唯独没有看到“中国人民救国会”首席代表李章达的签名。尽管他没有出席会议，但还是“以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显著劳绩和在人民中的卓著声望”，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这位被称为“一个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党派首席代表为什么不能出席会议？他的人生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故事？
追随孙中山
1906年8月，李章达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并由朱执信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章达和陈铭枢、蒋光鼐等同学直奔武昌，加入突击队，参加偷袭刘家庙车站敌军的战斗。南北开始和谈后，李章达、陈铭枢和蒋光鼐等人一起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在校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后来参加了讨袁运动、护国斗争、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
陈炯明叛军炮轰总统府时，李章达正担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团团长兼大本营参军，他指挥警卫团和卫士一连打退叛军数十次冲锋。直到凌晨，因敌众我寡，李章达等率领警卫团最后撤出总统府。
1924年1月，李章达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协助廖仲恺办理党务。8月，在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李章达被推选为中央农民部长。
1926年4月，李章达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期间，他锐意整顿治安。国民政府举兵北伐后，李章达留守广州，并积极为北伐军招募夫役，输送至北伐前线。
由于大军北伐，后方兵力薄弱，李章达认为，只有依靠工农群众力量，才能做好广州市的社会治安工作，因此提倡军民联防，主张工警合作。为了建立警察和民众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1926年11月28日，李章达组织广州市工警联欢大会。李章达邀请了三位共产党人出席并讲话：一位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主任孙炳文，他是留学德国与朱德同时入党的，又是中山大学教授；一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秘书兼宣传部部长、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一位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
这次工警大会不仅对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大有好处，且对社会治安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却引起国民党右派权贵的非议。负责后方事务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张静江当面责难他，并密电蒋介石提出逼李章达辞职。
这时，蒋介石已心怀异志，叛迹日益明显，李章达也预感到局势已不可逆转，因此愤而辞职，举家离开广州迁往香港。
积极投入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上下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李章达应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邀请，前往上海暂住。在沪期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国难当头，李章达协助蒋光鼐、蔡廷锴等第19路军将领筹划抗击日军事宜。
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建秘密酝酿倒蒋。11月上旬，李章达受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邀请来到福建，共商抗日反蒋大计。李章达考虑到，第19路军与南京政府之间力量相差悬殊。为争取更大胜利，商定一方面派人与苏区红军联络，以取得中共支持；另一方面联络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以期联盟共同举事。可两广对与第19路军共同抗日反蒋并无诚意，李章达只好返闽复命。
李章达态度坚决，主张立即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重新组织革命政团。他的提议获得大多数人赞同，一致推举他起草脱离国民党宣言。21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正式成立，李章达被推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国府秘书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4年1月，福建事变以失败而告终。李章达受到蒋介石通缉，只得逃回香港。
1935年，李章达在香港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章达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负责创办“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机关报《大众日报》，并任社长。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李章达很受感动，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
1936年5月，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随后，李章达与何思敬、陈汝棠等人也在香港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李章达为主任委员，与何思敬、吴涵真等一起指导华南地区的救国运动。
1938年广州沦陷后，李章达任“广东第四战区游击司令”之职，在深圳设立指挥机构领导工作。不久又被调往韶关，改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部”的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在担任军法执行总监期间，李章达曾秘密协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各种社会关系，支持和掩护到韶关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新华南》在韶关出版。中共为了掩人耳目，特邀了一些党外人士参加编委会，李章达就是其中一个，且名字居首位。《新华南》虽是经登记注册的合法刊物，但经费支出却没有固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捐款和发行刊物所得来维持。李章达在捐助经费上出力颇多。
那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李章达敢于公开同共产党站在一起，非常难能可贵。
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1941年初，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为摆脱国民党当局压制和迫害，从国统区陆续逃往香港。为加强联系，共商民主运动大计，李章达从韶关来到香港，先后见到邹韬奋、千家驹等人，并根据斗争发展需要，开始酝酿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发动和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当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帮助下，经同在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等多次协商后，李章达和梅龚彬执笔，起草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纲领。之后，李章达、梅龚彬又将纲领草稿先后带到韶关和桂林，征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劭先等人意见，得到一致赞同。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纷纷撤离香港。
1942年秋，李章达在韶关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民盟韶关核心小组。正当筹建民盟南方组织的工作有所进展时，日军为打通湘桂和粤汉铁路两线，对华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韶关局势又日益紧张起来。1944年底，李章达率队离开韶关前往梅州，继续主持筹建民盟南方组织的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国内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为适应新形势需要，须将民盟活动转入城市，在香港、广州开展新的斗争，李章达随民盟南干会议机关改迁广州。但是，当时的广州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民主运动难以开展，最后李章达等人士决定到香港筹建民盟南方总支部。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民联成立之后，广州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也加紧建立民主派组织的工作。
1945年秋，李济深派人来广东商议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事宜，并指定由李章达协助蔡廷锴召集组织。尽管李章达还负责民盟和救国会工作，事务繁忙，但他仍为筹建“民促”积极出谋划策。
由于李章达和同事们积极开展工作，大力发展盟员，香港民盟组织发展迅速。1946年元旦，南方民盟新的领导机关——民盟南方总支部（简称南方民盟）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李章达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3月12日和4月14日，广州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两次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会议推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李章达被选为常务理事。
民促成立后，首先在广州等地开展反蒋民主活动。6月23日，李章达和粤港各界人士何香凝、徐傅霖、彭泽民、蔡廷锴等分别致电毛主席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呼吁和平，制止内战。7月7日，毛主席复电，对李章达等人“呼吁和平”的言论和行动，“甚为感佩”，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和平”，“决与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共同为争取和平实现而努力”。
参与成立民革
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该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民主派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28日，李章达和陈其瑗、陈汝棠等44人联名通电，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呼吁内求和平，外伸正义，立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29日，李章达会同何香凝、陈其瑗、陈汝棠等联合致电美国人民，要求美国人民督促政府立即停止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撤退驻华美军。
民促的一系列活动，令国民党当局感到莫大恐慌，施出高压手段，李章达等被迫离开广州，民促总部也不得不迁往香港，并将反蒋民主活动转入地下。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针对国民党当局顽固立场，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强烈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呼吁实行各党派联合建国。共同斗争，使国民党各民主派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也感到，只有尽快联合起来，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
5月4日，李章达和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朱学范等应李济深邀请，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聚会，为成立民革，实现“民联”“民促”联合，再次就正式成立联合组织问题商讨。经过商议，李章达被推选为新组织发起人之一，并立即开始进行筹备工作。10月以后，随着大批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秘密来到香港，组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筹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10月26日，李章达和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25人齐集坚尼地道52号筹备处，商讨组织名称、主席人选等事项。在用什么名称上，大家意见各有不同：有人主张另起一个党名，不要再用国民党这个名字；有人主张仍用国民党但加上“革命委员会”，以区别于反动的国民党。何香凝极力主张用“革命委员会”。李章达同意何香凝意见，并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国民党，改变旗号。这样一来，国民党左派人士及中间派地方势力就不敢附和了。我们要吸取教训，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好，这样就可以采用‘民革’的名义号召国民党内革命人士起义。”
经过反复讨论，筹委会一致同意将新组织名称确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后来，李章达又和李济深、何香凝、陈其瑗等6人联名写信给宋庆龄，吁请她来香港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并领导即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举行，李章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秘书长。不巧的是，李章达正患心脏病，在澳门疗养，但李章达还经常抱病去香港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
政治协商建国大计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翌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就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征求意见。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拟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立即得到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李章达和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郭沫若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表示完全赞同。
8月1日，李章达和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又接到毛泽东电函，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并希望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爱国人士，就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等问题“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8月至12月，民革中央就新政协诸问题展开多次讨论。李章达和李济深、何香凝、彭泽民、郭沫若等讨论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经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等讨论修改过的文件《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在讨论中，大家对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从1948年8月起，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和有关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陆续从香港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8年年底，李章达乘船应中共中央邀请，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北上途经石家庄时，李章达和同行民主人士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接见。1949年2月26日，李章达应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欢迎各界民主人士大会。随后，李章达参与了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会前准备工作。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李章达以人民救国会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并被推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的各项准备工作，筹备会决定将参加筹备工作的各党派及各方面代表，组成6个小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分别进行具体筹备工作。李章达被推选到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工作。
但不幸的是，此时的李章达心脏病突然复发，且病情较为严重，由于须请原经手治疗的医生诊治，李章达不得不从北平南返香港就医。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尽管李章达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但他“以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显著劳绩和在人民中的卓著声望”，荣幸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朴实无华廉洁自律
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民革中央委员会，李章达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民盟南方总支部迁到广州。李章达也由香港进入广州，继续担任民盟南总领导工作。李章达到广州后，一方面设立“南方民盟”新的工作机构，领导盟员开展盟务活动；另一方面积极配合解放大军做好广州城市接管工作。
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章达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接着，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章达又被委任为军管会委员。1951年12月30日，中共华南分局决定成立政法、文教、民族事务3个委员会。李章达担任文教、民族事务两个委员会主任。
生活中，李章达为人谦虚谨慎，清贫朴素。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组织几次为他寻找条件较好的房子，但均被李章达婉言谢绝。李章达之所以不肯移居他处，原因有二：一是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一切从简，公家房子不多，应该让其他更需要的同志去住；二是旧房子是祖居，不离老家有纪念先人之意。后来，同志们一再告诉李章达：搬迁房子，可以便于保卫工作。李章达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才动身搬迁。但没过多久，他自己一个人在省政府里面住，把房子让给了其他同志。
1953年冬，李章达病重，到北京进行治疗。1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李章达就迫不及待要求回广州。两个月后，李章达病情突然恶化，于1953年12月9日在广州病逝，享年63岁。
李章达一生清贫，自己不占用公家房子，反而想方设法为国家购买“房子”，即“小东营五号”。小东营五号是“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指挥部。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查封了小东营五号。时为同盟会会员的李章达非常关心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千方百计花重金买下来。
李章达逝世后，其夫人遵照他的遗愿，将房子贡献给了国家。
李章达逝世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叶剑英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都发来唁电，深表哀悼。陶铸称他为“一个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本文作者系上海纺织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