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29日，以同济大学学生为首的上海进步青年学生，高举“反迫害、争民主”旗帜，展开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从抗战全面爆发开始西迁到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同济地下党组织先后三次重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子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由此可见，更说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11月，在同济爱国学生运动的上升期，上海市学委派乔石担任同济党总支书记，以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为背景，在乔石领导下，同济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成为上海的“民主堡垒”之一，“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更是声震全国，同济学运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一·二九”运动后，因形势逼人，为保障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明确了要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关键时刻，乔石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之职，兼任同济总支书记，将上海包括同济在内的已经暴露的学运骨干（包括部分学生党员）转移至解放区，从而避免了进步力量的损失，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储存了新生力量。
乔石领导的同济“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运动中存在的冒险倾向也使同济爱国学生运动受到重创，为此，乔石在“一·二九”运动后起草了《国立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总结》，对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与分析。他认为，在同济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成功改选后，同济党总支就应及时收缩，保持成果，待机进攻，后期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乔石的这些总结，不仅有助于党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也凸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实事求是精神，令人动容。这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学习和思考。
（作者系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