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运转基础，体现了一个国家阶级和政治力量对比的情况，也衡量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在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世界政治制度的丛林中，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独具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知所从来，才能明其将往。理解新型政党制度，需要有更大的历史坐标，把握其深刻的历史逻辑。
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军。作为他们利益代表的民主党派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参与民主革命斗争，从而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原先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他们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人士的代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正式形成。
确立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必要存在？有的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没有必要存在了。有的人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人民政权中担任领导干部不理解，发牢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我们党着眼于新情况新形势新任务，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的地位作了精辟论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出发，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这一概括，把民主党派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二是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性质的角度，指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毛泽东同志指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强调“对党外干部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周恩来同志也批驳了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强调“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三是从尊重历史传统和中国国情出发，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这些论述统一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民主党派地位作用的认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郑重宣布，“应当采取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到：“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确立，为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积极吸纳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国家政权。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其中，6位副主席中，共产党员3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3人；56位委员中，共产党员29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27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6名全国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668人，占54.48%，非中共人士共558人，占45.52%。通过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国家政权，有效弥补了我们党在管理国家经验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团结和带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
大力发展民主党派组织。党中央明确表示：凡与中共有合作奋斗历史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存在存废问题，希望各党派内部作必要的整顿，以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帮助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根据各个民主党派组织成员的历史情况，确定了各民主党派活动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重点：民革以原国民党党员及在职的旧公务人员的中上层为主；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首先应吸收一批大学教授和文教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民建以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为主，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资本家代理人，私营企业中的高级职员亦可吸收；民进以中小学教职员和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要发展对象，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大学教职员亦可吸收；农工党以公职人员、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中上层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为主；致公党以归国侨胞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为主；九三学社以科学技术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台盟的发展对象是祖国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到1953年年初，各民主党派在国内的总数达到3.2万余人，较之1950年年底增加了近两倍。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历史证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遇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渠道，能够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把各界力量最大限度吸纳进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集中体现了人民民主、利益协调、政局稳定、集中高效、政策连续的实践优势，生动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毫无疑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拓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维度，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政协杂志社采编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