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五烈士雕像 
随鲁迅在景云里游行队伍里高声呐喊、听丁玲与“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灵魂对话”……
2021年5月4日，沪上首部沉浸互动式红色文化情景剧《青春为祭》在多伦路首演。该剧讲述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前后的故事，再现了烈士及革命志士的心路历程。剧作以实景布局，利用景云里、公啡咖啡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等实景资源，让观众在高度沉浸式的体验中，一步步走过景云里，走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走近90年前那段烽火岁月。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谈及鲁迅在游行队伍里带头呐喊的那段戏，鲁迅的扮演者石磊说：“走在这条浸透着历史沧桑的街道上，我分明感到当年鲁迅先生的深沉悲愤和强烈抗争。”
景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库门里弄，仅有坐北朝南的3排3层小楼，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却聚集了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这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
点燃红色文化火种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进步青年普遍陷入苦闷彷徨。1927年冬，一批共产党员团结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革命作家，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迅即受到广大青年热烈响应，短时间内席卷中国文坛。与此同时，一股“左”倾情绪也开始影响到文坛。1928年起，在左翼文化队伍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有的将矛头指向鲁迅。
“党中央及时觉察到问题，于1928年10月发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上海左联纪念馆副馆长葛玮说，“1929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也就是‘中央文委’，以潘汉年为书记。中央文委成立后，极力推动左翼文艺界、文化界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尊重和听取鲁迅对发展进步文化的意见，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
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文化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国民党新军阀掌握政权后，在对根据地和工农武装进行“围剿”的同时，还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迫害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镇压左翼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文化新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鲁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 （版画创作）
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在多伦路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底楼靠左边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教室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举行。
此时，这间小小的教室挤满了人。讲台下的3把椅子上，端坐着鲁迅、夏衍、钱杏邨；之后是两排长凳，每排4只长凳，坐着的二十来人，也尽是当时文化界知名人物，比如，冯雪峰、田汉、冯乃超、柔石、阳翰笙等。鲁迅现场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明确提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在中央文委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在上海成立。为便于统一领导，1930 年 10 月，中央文委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参加“文总”的共有8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左联和社联。短短几年时间里，左联成员创办了大量报刊，并创作出大批优秀的进步文化作品。在文学创作方面，左联成员亦成果丰硕：鲁迅的战斗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茅盾的《子夜》和其他短篇佳作，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且艺术魅力经久不衰。从1930年到1936年，480多名盟员、上百部作品，显示出左联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分量。
社联，是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组成的一支同样有作为的队伍。他们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资本论》。李达、艾思奇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逐渐成熟，他们用丰富的革命理论，启迪了许多青年学生，促使他们投身革命。
随着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也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并远及南洋和日本东京。
激发全民抗战伟力
1932年2月9日，上海闸北，炮声隆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正与日军血战。战斗间隙，将士们收到各界送来的许多慰问品。其中，有30打手帕和一面写有“抗日先锋”4个大字的旌功旗，来自一个叫“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的组织。
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前一天刚刚成立，是以反帝抗日为纽带的上海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其200余名会员中，左联系统的作家就占了一半以上。作家丁玲也在其中任职。组织慰劳队向前线运送慰劳物资，就是她的主意。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重心开始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当年9月26日，左翼文化界以上海抗日救国会名义，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发动市民大会，左翼文化团体和市民5000多人到会。9月28日，鲁迅、冯雪峰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刊登左联《告国际无产阶级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的成立，也是应时而生。淞沪抗战后，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告一段落。“虽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先声。”文史研究者朱少伟说。
抗日救亡逐渐成为时代主流。1936 年春，左联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后，着力封杀抗日舆论。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党组织先后组织出版《团结》周刊、《译报》《每日译报》等，其中，以《每日译报》最为成功。《每日译报》于1938年1月21日创办，出于掩护需要，聘请英商挂名做发行人，还设立了董事会，由银行家黄定慧任董事长。实际上，它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并且得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协助，钱杏邨、陈望道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这份报纸曾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曾揭露日机狂轰滥炸广州平民区，还曾报道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这些都在上海租界中文报纸中独树一帜，深受读者欢迎。巅峰时，这份报纸每期的发行量曾达30000份。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份报纸在民众中的影响有多大：该报曾首倡“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近80000市民响应；曾向工商界募集抗战物资，筹集了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40000余双。
“更重要的是，这些报纸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热血青年在思想上产生巨大影响，引导他们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拢。”朱少伟说。
《每日译报》发行后，各行各业青年中涌现出很多“译报读书组”，后来发展成许多读书会、讲习会等群众性进步文化组织。这些分散的小组，又各自办了许多壁报和油印刊物，把抗日和革命的种子撒向各个角落。陈望道、方光寿、郑振铎、唐弢等知名文化人都重新出山，集聚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笔为刀，为祖国呐喊；《导报》《鲁迅风》《文艺新潮》等一大批党领导的文艺刊物也破土而出。在出版界，1938年成立的复社，曾出版埃德加·斯诺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影响巨大。
“报刊之外，当年，党组织也积极以文艺为武器，动员广大民众团结抗敌。其中做得比较成功的是戏剧界。”朱少伟认为，在那时的恶劣环境中，虽只能运用曲折隐蔽的方式开展革命戏剧活动，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38年7月，共产党员于伶借中法联谊会名义，在法租界成立上海剧艺社，几乎囊括了“孤岛”所有重要的剧作家和演员。剧艺社对外宣称发展中法文化，实际是要借戏剧之力鼓舞抗日救亡。在其引领之下，反映国仇家恨、借古喻今的历史剧，一度在沪上大行其道。杨帆、姜椿芳负责的小剧场支部，积极在学校、工人夜校、各群众团体及难民收容所中，组织业余话剧团的抗日演出活动。在小剧场支部的推动下，沪上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成立了业余剧团，至1938年年底总数已近120个，以演出抗日救国和暴露社会黑暗的剧目为主，很得民众喜爱。
“‘孤岛’虽然黑暗，也压制不住进步的声音。抗战时期，在党组织领导下，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奋斗不止、战斗不息，展现出风骨和斗志，也为此后进步文化阵营的壮大积蓄了力量与经验。”朱少伟说。
吹响进步文化号角
1946年9月16日，雪声剧团。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越剧《凄凉辽宫月》，担任主演的是名角袁雪芬。舞台下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特殊的观众——周恩来。
因公事来沪的周恩来，是特地抽出时间来看袁雪芬演出的。此前，他听说袁雪芬因坚持演出改编自鲁迅小说《故乡》的新戏《祥林嫂》，遭到反动势力恐吓。看完戏后，周恩来邀约在上海文化界做地下工作的于伶谈话。他说：“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个剧团。在国统区，在没有党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外。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袁雪芬在党的引导、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在斗争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感召下完成从“新、旧”转变的上海文化界人士，袁雪芬并非个例。仅以上海电影界来说，旧时代惯常拍摄“摩登电影”的电影工作者们，就在党的领导下拍摄了很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进步影片。比如，表现妇女觉醒的《遥远的爱》，描写战后知识分子悲剧的《天堂春梦》，暴露国民党劫收丑剧的《还乡日记》等。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洪民荣认为，这首先得益于文化统战组织机构的建立。“文化统战工作，业务专业性强、工作难度大，设立专门的统一战线组织机构，十分必要。”洪民荣说。
抗战胜利前夕，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下设的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负责。1946年2月初，中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刘晓奉党命来沪主持党组织工作，指派唐守愚等组成文委领导班子，负责文化宣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参与领导上海文化界统战工作，主要工作对象则是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上层人物，由周恩来直接指挥。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设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文化宣传工作归口于此。
在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之下，上海进步文化事业发展如火如荼。“这个时期，党的文化统战工作着重点之一，仍然是报刊书籍的出版工作。”朱少伟说。
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上海设立《新华日报》总馆，因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未能成功。1946年5月，上海工委成功创办英文报纸《新华周刊》；6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由渝迁沪，周恩来、董必武等亲自为其撰稿，影响巨大。虽然《新华周刊》和《群众》周刊都在国民党当局打压之下被迫停刊，但在党组织努力之下，还是有不少进步报刊存活下来，并发挥了巨大的统战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6年4月创刊的《联合晚报》。这是一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民间报纸面目出现的群众性报纸，其编辑、记者，有半数以上是中共党员。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该报抓住当时市民最关心的两件事——民主与民生，大量报道和平与内战、通货膨胀、民众困苦的新闻，深受市民关注。
抗战胜利后，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叶圣陶等相继来到上海，汇合成强大的进步文艺队伍。1945年12月17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诞生；1947年，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也转移至上海。
“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文化统战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关系着力量的凝聚、人心的向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十多年里，无论多么艰难，党都一直坚守着上海的文化战线，为全中国进步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洪民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