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6日，原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左一）在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日子里，有一个人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脑海里，他就是动员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起义的刘云昭。
刘云昭曾是孙中山的参议，国民党“一大”代表。刘云昭是我父亲的姨表哥，他们兄弟3人，他是老大，我称他“大大爷”。刘云昭号汉川，在同别人谈起他时，称他汉川大爷。称“大爷”是我们家乡的民俗，准确地讲应当是“大表大伯”。想写大表大伯的故事，又担心那都是少年时代听说的，未必准确，便迟迟没有动笔。后来查阅有关他的资料，很多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更加敬佩他。同时，也发现有的资料并不完全准确，从而激发了我写刘云昭的冲动。
动员刘昌义起义的第一人
很多地方讲动员刘昌义起义的是两个人，也有的书上只讲一个人，那就是只提王葆真，不提另一个人。其实，最先动员刘昌义起义的是刘云昭。刘云昭是上海地下民革的委员，他跟刘昌义和刘昌义的朋友、曾任国民党苏北司令的李明扬都很熟悉。李明扬与刘云昭同为萧县人，还是远房亲戚。李明扬与刘云昭很早就跟共产党取得联系。李明扬是个孝子。抗战开始不久，在李明扬为母亲祝寿时，陈毅送去了大礼，两人从此成了朋友（有文章讲是李明扬自己过生日，不实），因此在随后的黄桥战役中，李明扬帮了新四军大忙。
此事，一位名为国民党中将、实为中共地下党的黄逸峰跟我讲过多次：李明扬就是《东进序曲》里的“周师长”。李明扬十分尊重刘云昭，视刘云昭为兄长。上海解放前夕，刘、李在上海过往甚密。两人讨论后，决定由刘云昭出面，提醒刘昌义：“不要充当汤恩伯的替罪羊”，并于1948年11月与共产党员王葆真一起介绍刘昌义加入民革，还对刘昌义说：“我们现在是‘同志’了。”
上海战役打响后，又是刘云昭帮助刘昌义与解放军联系，发起起义。有文章说，是在造币厂附近把刘昌义的部队打得没办法了，刘才“投降”的。并提到，没有民主党派做动员刘昌义起义的工作。这是误会，因为当时是单线联系，严格保密，致使那篇文章的作者不了解真实情况。
他解救的共产党员远不止两位
不少文章讲：“刘云昭解救过共产党员刘苏民、陈令远。”这是事实。不过，刘云昭解救过的共产党员远不止这两位。对陈令远我不了解，对刘苏民我很熟悉。他年龄同我父亲一样大，但按辈分我称他“苏民哥”。他的夫人是当时萧县屈指可数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刘苏民在河南郑州一所与“农”字号有关的专科学校（因为我记不清学校全称）当领导。他长子刘与任，“文革”前在国家科委当主任秘书。20世纪80年代，刘与任曾任《科技日报》副总编。
说刘云昭解救过的共产党员远不止这两位，其根据是他救过我父亲。1930年夏，我父亲执行“立三路线”，组织苏州暴动。失败后，“纵横断线”，无法找到党组织，不得已只好沿途讨饭回家。走到离徐州还有两站路的地方，偶然遇见父亲在武昌农讲所里的同学。这位老同学一见被他们农讲所学员称为“江北美男子”的父亲的那副惨样，大吃一惊。父亲的同学是国民党，但他十分同情我父亲这位共产党员。他说：“你在我这里住两天，等我发了饷，给你买身大褂，买张火车票，你扮成生意人回家。”我父亲就按他说的办了。哪知在徐州一下火车，父亲就被国民党抓了。父亲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不是共产党。国民党拿他没办法，提出找“保人”。我父亲就请刘云昭担保。刘云昭一听说是他表弟，便说：“我这个表弟从小就想赚钱，到处跑生意。把他交给我，我来教训他，叫他回家种地。”这样，我父亲在汉川大爷的精心安排下，平安地回到了萧县。紧接着，他又介绍我父亲等4人到由毛泽东、邓演达任正副所长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能当我们邓家的家
我们与刘家不仅有亲戚关系，而且是几代的邻居。萧县属江苏省时，我们同住江苏省萧县刘行乡薛庄村。现在萧县属安徽省，有好几篇文章讲刘云昭是安徽淮北人，这不准确，淮北市是1958年成立的，确实是把萧县南部的几个区划归了淮北，但是薛庄未划归淮北，仍为萧县龙城镇刘行村下的薛庄。刘家住薛庄东台子，我们住薛庄西台子，喝一口井里的水。萧县地处黄河故道，常闹水灾，能住在台子上是富裕的象征。可是，我们邓家早已由富变穷。曾祖父是当地名医，给县太爷看病没看好，县太爷周围的人咬定是我曾祖父害死的，为了打这场冤枉官司，曾祖父把地卖得所剩无几，总算把台子保住了。在清朝末年，哪有什么公理可讲？最后判我曾祖父的刑罚是“穿绣鞋”，即在烧红的铁上走。曾祖父死后，我祖父不久也因官方不公，气死了，从此家里经济十分拮据。
我父亲、伯父都比他们表哥刘云昭年龄小很多。这时，刘云昭便出来当家做主，叫我伯父不要读书了，学种地，把这个家支撑起来。说我父亲、叔父年龄太小，还干不动农活，只能去读书，由他介绍到学费极低的学校读书。那极低的学费也由刘云昭来资助。
1925年父亲18岁时，刘云昭建议他到上海读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经戴盆天等人介绍，我父亲于1925年底、1926年年初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把加入共产党的事告诉了这位身为国民党元老的大表哥，大表哥表示完全支持。可是到1930年父亲被国民党抓住时，刘云昭坚持说父亲是生意人，只想赚钱。用心良苦啊！
领李宗仁来我们薛庄村
很多文章讲孙中山、李济深很器重刘云昭，其实还有一位李宗仁也是刘云昭的好朋友。他俩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我不了解，不过，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李宗仁在徐州时，曾与刘云昭等人一起骑着马跑了20多公里，屈尊来到我们薛庄。李宗仁的到来一时传为佳话。
我们生活在黄土低坡的百姓，乡风淳朴。不管从哪里来的陌生人，穿过我们村庄，村民都会主动同他们打招呼：“歇歇再走！”“吸袋烟再走！”“天热喝口水再走！”如果过客真的停下来，村民真的会把比纪晓岚的大烟袋小一些的长烟袋递过去；如果过客真要喝水，村民会把土陶罐里的水倒在大黑碗里递过去。有时候碰巧，还有村民会把土陶罐里的桑叶茶水倒在大黑碗里递过去。顺便说一句，我们乡下人在桑树叶快干枯时，采下来，用柳条串起，烧开水时从桑叶串上撕下两片，扔在水里，就是“茗茶”。这桑叶茶既香又有益于健康。听说：春蚕之所以只吃桑叶，是因为桑叶里含有特殊营养物质，包括几大名茶里所没有的蛋白质。反过来说，骑马的过客如果经过村庄时不下马，骑自行车的如果不下车，对不起，村民会不高兴，不理你，甚至会放狗吓唬你。
大概是刘云昭跟同行的李宗仁打过招呼，李宗仁没进村便早早地下马，亲自牵着马进了我们薛庄，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村民一看，还有汉川大先生（与刘云昭没亲戚关系的邻居都称刘云昭为“大先生”）陪着他，便主动递上桑叶茶给他喝。在知道李宗仁是大人物之后，村民常用“李宗仁下马”的故事来教育后代，要尊重习俗，要讲礼貌。
刘云昭让我坐花轿
在国民党面临失败时，声称要对“共匪”家属斩草除根。我当时只有9岁，大有被“斩”的可能。怎么办？刘云昭有办法。大概是1947年秋或1948年春，他侄子结婚。他在外地，派了两个儿子赶来薛庄庆贺。他的儿子带信说：“大大（即父亲）说让胖弟（我乳名）去押轿，然后不用回薛庄。”
押轿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男孩，这没问题。第二要看生辰八字好不好。他们就带我去薛庄南台子神妈子家算命。后来知道，这神妈子很懂事，也很同情共产党。她左算右算说我样样好，有条件押轿。
于是，母亲为我借了一身漂亮衣服，坐了几十华里的花轿，到了一个大村庄。晚上，我在一处客厅中央正襟危坐，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此行的背景，毫无威风感。正在七上八下时，忽然新娘子家里临时请来的3位老佣人，跪在我跟前，齐声说：“老爷，赏我们两个钱吧！”因为母亲曾告诉我：“遇到什么事，都不要乱说话，免得说漏嘴。”在听到赏钱时，我不知如何是好。想不到坐在我旁边的男士，掏出3块银元扔在地上。扔银元的是谁？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是保护我的地下党。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就离开薛庄到县城读书的缘故，几十年来我没问过我那表嫂即刘云昭的侄媳的娘家是谁，我一直不知道我坐的那花轿去的是什么地方。3年前，回薛庄才听人说已去世的表嫂是大画家李可染的小妹妹。
新中国成立后，汉川大爷出席一届政协，后任扬州市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参事室参事。很高兴，由民革上海市委组织编写的《民革前辈与上海解放》（团结出版社2019年9月版）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刘云昭动员刘昌义起义的过程，还原了这段历史。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