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到1941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一批批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英国等国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
直到抗战胜利后离开中国，这群被称为“西班牙医生”的外国大夫，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员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患难！
一部分“西班牙医生”合影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微信公号“档案春秋” 
从集中营走出的“西班牙医生”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弗朗哥法西斯军人集团向共和政府发起攻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为保卫共和而战。战争结束后，“国际纵队”很多成员撤退到法国，法国政府考虑与西班牙的关系，将他们软禁在地中海岸边的圣西普里安与戈尔斯集中营。
此后，法国政府同意国际纵队成员离开法国。不过，不少志愿者的祖国却不愿接受曾为“共产主义”而战斗过的人，这让他们去留徘徊。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抗战。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去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四批前往中国。
国际纵队炮兵部队在作战
在救援会安排下，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他们是：
波兰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柯理格，苏联医生何乐经，匈牙利医生沈恩，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柯让道）。
医疗队在法国马赛登上“波亚尼斯”号，与早已在英国利物浦登船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德国医生白尔、顾泰尔，罗马尼亚医生杨固，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人会合。
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周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情欢迎。
记者们搞不清这些外国大夫的国籍，因为他们来中国之前，志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就把这些参加了东西两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医生，称为“西班牙医生”，事实上他们中没一个是西班牙人（编者注：之后三批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中，大部分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1939年夏，部分“西班牙医生”在开往中国的海轮上（图源：国际在线）
宋庆龄请他们吃中国饭
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有关工作人员，以及医药援华会驻香港代表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士等前来迎接问候，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国际志愿者。由于交通封锁，医疗队将转道越南再绕道广西进入中国内陆。
医疗队启程去河内那一天，“保盟”主席宋庆龄设宴款待大家。对那个夜晚，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多年后也没有忘记，他在《起来》一书中记述：
“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请吃中国饭。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与她身上四射出的热力，使我们有一种真实感受。她的谈话，充满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明显表示出怀疑与批评。”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图源：中央档案馆）
富华德回忆道：宴请结束时，启程时间也快到了。宋庆龄向克拉克夫人耳语，让对方显得犹豫不决。不一会，克拉克夫人才说出来：
“孙逸仙夫人请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合唱一支《国际歌》，作为我们这个美好晚上的结束。”
沉默许久后，国际医疗队队员们才开始了合唱，这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大家第一次在一起唱歌。尽管合唱可能有走调的嫌疑，不过宋庆龄自始至终细心倾听，让大家感动极了。临别时，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花束。
抗日战场来了“华佗—傅拉都”
在“保盟”的安排下，医疗队一行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经柳州、南宁，于10月16日抵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
行进在山路中的红十字会车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外国人，为何来援华，援华的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以档案、资料形式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现今对援华医疗队的研究工作，大都是通过分析他们本人和亲属的回忆，以及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的回忆所得。
援华医疗队负责人之一的傅拉都是波兰犹太人，1910年生于华沙，后参加波兰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曾回忆道：
“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但他从未对我说过具体内容，也从未留下书面的只言片语。我只能从其他途径了解。我是‘二战’后出生，他又不常说起这些故事。所以，我不太清楚细节。”
傅拉都
国际援华医疗队早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络，医疗队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医疗队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抗日根据地。为此，领队之一的傅拉都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面谈过数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医疗队不断地表达：
来中国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据地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根据地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1940年夏，傅拉都与杨固、沈恩一起，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但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解放区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前往那里比较困难。周恩来向傅拉都等人解释，只要是与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哪里都是抗日。
194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前留影
这样，医疗队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重要骨干，率领医疗人员，辗转于华中、华南和西南的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抗日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
不过，国际援华医疗队始终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援华医疗队队员们还经常借办公事的机会，争取去八路军办事处，探望朋友、共叙情谊，并将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将这种做法叫作缴纳“特殊形式的党费”。不少人和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炳南、陈家康、章文晋等都很熟悉。
1942年，王炳南和妻子王安娜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傅拉都和甘扬道合影
傅拉都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来华后，很快便能听懂中国话，不久便能简单地交流。有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以为傅拉都不懂中文，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而当时王炳南正在嘉陵江南岸以秘密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傅拉都得知如此重要的情报后，以最快速度通知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再请傅拉都帮忙，用救护总队的车，赶去搭载王炳南，将他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成功帮助他脱险。随后，周恩来立即委任王炳南为上校秘书。在国共合作期间，王炳南有了公开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对他也无可奈何。
傅拉都不时到重庆去。他医术高超，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还给邓颖超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有一次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他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与中国神医同名是非常光荣的事。
“西班牙医生”们各有一个中国名字
到了中国，为适应当地环境，“西班牙医生”们都各自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在国家博物馆相关档案资料中，留存着抗战结束后，中共人士回忆搜集援华医疗队队员姓名的历史记录。
部分“西班牙医生”合影：左起依次为甘扬道、贝尔、杨固、富华德
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请大家记住这些名字：
波兰（6人）
斯·傅拉托（取名傅拉都）；
维·陶本弗利盖（取名陶维德）；
沃尔夫·云格曼（取名戎格曼）；
列·卡梅涅茨基（取名甘理安）；
玛利亚·卡梅涅茨基夫人（取名甘曼妮）；
马斯·绮迪（取名马绮迪）；
德国（7人）
赫伯特·贝尔（取名白尔）；
罗尔夫·贝克（取名白乐夫）；
沃·罗益（取名罗益）；
孟洛克（取名孟乐克）；
伊迪丝·玛库斯（女）（取名马库斯）；
卡尔·考泰勒（取名顾泰尔）；
罗马尼亚（3人）
戴维·杨固（取名杨固）；
雅塞·克兰斯多夫（取名柯让道或柯列然）；
克兰斯多夫夫人（取名柯芝兰）；
奥地利（3人）
弗莱特·詹生（取名严裴德）；
沃尔特·罗德曼（取名富华德）；
享莱克·肯特（取名肯德）；
捷克斯洛伐克（2人）
弗兰蒂瑟克·克里格尔（取名柯里格）；
弗雷德里克·基什（取名纪瑞德）；
保加利亚（1人）
杨·卡内蒂（取名甘扬道）；
匈牙利（1人）
奥托·金恩（取名沈恩）；
苏联（1人）
亚历山大·沃洛金（取名何乐经）；
1945年，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合影于图云关
根据有关记载，除了1939年最早前来的一批，援华医疗队的成员分四批来到中国。当然，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还有几位佚名人士无从考证。另有一位中文名叫王道的德国（另有一说系奥地利籍）医生，可惜来华后不久即患病去世, 葬在重庆南岸。后来，还有1941年才来到中国的英国医生高宜田。
以第一批志愿医生为例，来到图云关后，每个人的护照上都写着英文名和中文名，“永久住地贵阳”。他们被分配到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有的担任本部顾问、卫生勤务指导员、外科指导员，有的担任中队长、区队长，被派往湖北和两广前线。
他们中每一个医生都被任命为红十字队队长，下面配备一个不太熟练的专职医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中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他们的薪金一般是120~200元，这与国外医生的优厚待遇简直无法相比。
外籍医生在做手术
竹子搭起了手术室和手术台
由于这些大夫刚来时不懂中文，语言不通，起初只能用手势沟通，这让他们的工作、生活都遇到很大困难。招募翻译帮助外籍医生便成了最重要的事之一。
当时在贵阳大夏大学读外语的苏永逃便是被招募来为医疗队服务的人员，他通过救护总队部专员沈经农介绍，为某个中队编制的医疗队担任翻译。
他回忆道：
“ 这支队伍属总队部第四大队领导，大队部设在金城江，大队长是中国人朱润身医师，中队长白尔是德国人，我就担任他的翻译；除白尔外, 还有3 名外籍医生, 即波兰籍的陶维德、匈牙利籍的沈恩和奥地利籍的外科大夫富华德。中队还配备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壮语翻译。”
当时，由于翻译人手短缺，学习汉语主要还是要靠医生们自己，而“西班牙大夫”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中国话，渐渐打破了语言的隔阂，慢慢地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甚至可以唱中国歌、听京戏，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大夫还与中国姑娘张荪芬结了婚。
甘扬道、张荪芬夫妇合影
西方的生活习惯，让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大夫们改吃中国食物相当困难。尤其是拿筷子，这门技术不比学医疗技术简单多少，好不容易夹起的饭菜又掉了下来。好在，时间长了，他们便由逐渐适应到爱上了中国菜。
住宿条件也很恶劣，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老鼠到处乱窜，有时甚至咬伤人的耳朵。
工作环境极其简陋。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医疗器械奇缺，他们就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便学中医、用中草药治病。
尽管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执着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此后的6年中，数万中国战士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
竹子搭起的手术室
简陋的病房 
（原题为《中国抗战史上的“西班牙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