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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与民主选择|历史关节中民盟的光荣之路
来源:政协联线 | 2019-04-28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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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
这样宏大的决定和宏伟蓝图,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开展座谈会,征集研讨相关史料,让我们从中一同回顾“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民盟上海市委 马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这份1948年5月2日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上的23条口号,最为重要的是第五条,即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五一口号”的内容,以及“五一口号”前后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包括民盟领导人的表态看,不难看出其核心为:第一,实行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第二,联合政府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就此,中国新型政党体制,以“五一口号”为标志,逐渐成型,民盟也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
回顾民盟的历史不难看出,民盟的成立及发展壮大离不开中共的支持与帮助,1941年3月19日,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社会贤达,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把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民盟的奋斗目标。1945年民盟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的过程中,民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促和谈成功。尤其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把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和民社党成员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招待记者,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声明,政府宣布民盟非法“严加取缔”。11月5日,在沪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决定为了换取盟员免于向当局公开登记,以保护广大盟员的安全,民盟总部宣布自动解散。
就在民盟处于最困难危险的时刻,中共强烈抗议蒋介石解散民盟和大肆迫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并热情鼓励民盟放弃幻想继续奋斗。新华社11月6日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
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在香港召开意义重大的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联合政府而奋斗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发言人3月6日发表谈话,高度评价民盟三中全会的纲领,表示热烈欢迎:“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与中共的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实现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8年3月2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选举国民政府总统和副总统。民盟在5月3日发表《否认伪国大伪宪法伪总统的紧急声明》严正指出:由国民党“所豢养的党棍、特务、贪官、土劣之流”任“国大代表”的“行宪国大”及其选举的“总统”是完全非法的。民盟还向各级组织发出了《关于发动声讨伪国大及伪宪法的通知》。
1948年5月6日民盟与民革、民进、致公、农工、救国会等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6月19日,民盟总部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决定把开展新政协运动,积极准备新政协的召开作为重要任务。民盟总部宣传委员会拟定了《新政协的提出与本盟的态度讨论提纲》,正确说明了新政协的根据、性质、意义及民盟对新政协的态度诸问题,发动全盟开展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正确意见。6月2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关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9月13日,在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缜密安排下,沈钧儒、章伯钧和其他在港民主党派负责人分三批出发进入解放区大连、哈尔滨,10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尽效绵薄。”11月25日,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在哈尔滨与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高崇民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1月16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对时局的声明,重申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表示坚决“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就此,民盟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民盟香港总部结束。接着,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坚决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配合,尽其应尽之责。”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北平开始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主席,民盟沈钧儒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民盟主席)、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盟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国民主同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领导下,参加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力量。
(本文选自2018年《浦江纵横》第五期,原题为《“五一口号”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
这样宏大的决定和宏伟蓝图,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开展座谈会,征集研讨相关史料,让我们从中一同回顾“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民盟上海市委 马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这份1948年5月2日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上的23条口号,最为重要的是第五条,即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五一口号”的内容,以及“五一口号”前后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包括民盟领导人的表态看,不难看出其核心为:第一,实行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第二,联合政府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就此,中国新型政党体制,以“五一口号”为标志,逐渐成型,民盟也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
回顾民盟的历史不难看出,民盟的成立及发展壮大离不开中共的支持与帮助,1941年3月19日,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社会贤达,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把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民盟的奋斗目标。1945年民盟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的过程中,民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促和谈成功。尤其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把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和民社党成员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招待记者,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声明,政府宣布民盟非法“严加取缔”。11月5日,在沪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决定为了换取盟员免于向当局公开登记,以保护广大盟员的安全,民盟总部宣布自动解散。
就在民盟处于最困难危险的时刻,中共强烈抗议蒋介石解散民盟和大肆迫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并热情鼓励民盟放弃幻想继续奋斗。新华社11月6日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
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在香港召开意义重大的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联合政府而奋斗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发言人3月6日发表谈话,高度评价民盟三中全会的纲领,表示热烈欢迎:“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与中共的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实现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8年3月2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选举国民政府总统和副总统。民盟在5月3日发表《否认伪国大伪宪法伪总统的紧急声明》严正指出:由国民党“所豢养的党棍、特务、贪官、土劣之流”任“国大代表”的“行宪国大”及其选举的“总统”是完全非法的。民盟还向各级组织发出了《关于发动声讨伪国大及伪宪法的通知》。
1948年5月6日民盟与民革、民进、致公、农工、救国会等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6月19日,民盟总部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决定把开展新政协运动,积极准备新政协的召开作为重要任务。民盟总部宣传委员会拟定了《新政协的提出与本盟的态度讨论提纲》,正确说明了新政协的根据、性质、意义及民盟对新政协的态度诸问题,发动全盟开展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正确意见。6月2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关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9月13日,在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缜密安排下,沈钧儒、章伯钧和其他在港民主党派负责人分三批出发进入解放区大连、哈尔滨,10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尽效绵薄。”11月25日,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在哈尔滨与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高崇民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1月16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对时局的声明,重申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表示坚决“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就此,民盟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民盟香港总部结束。接着,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坚决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配合,尽其应尽之责。”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北平开始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主席,民盟沈钧儒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民盟主席)、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盟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国民主同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领导下,参加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力量。
(本文选自2018年《浦江纵横》第五期,原题为《“五一口号”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责任编辑: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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