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和平谈判。图为周恩来宣布《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

 

傅作义向北平学者名流发出的请柬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

中南海勤政殿修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清朝统治者曾在此作出许多重要决策。辛亥革命后，勤政殿成为北洋政府重要的会议厅之一。
勤政殿真正转换角色，要从北平和平解放前专家学者名流的“最后一席话”说起。随后，中共第一批“接管者”接管了勤政殿，国共和平谈判也在此举行。
这前前后后的三批人后来都成了新政协代表，其中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最先走进中南海勤政殿的新政协代表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以34万兵力，运用“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战术，仅29小时便攻克天津，突破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创造“天津方式”，直接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进程。
1月16日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重大抉择时刻，向北平学者名流发出请帖，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座谈会。徐悲鸿、周炳琳、马衡、郑天挺、黄觉非、朱光潜、许德珩、杨人楩、贺麟、叶企荪、胡光骕、杨振声、何海秋、王铁崖、黄国璋等20余人应邀而至。傅作义开场引用汉代荀悦的话，直言想倾听众人意见以作定夺。在这一关键节点上，尊重社会文化名人，也体现了其在关键决策时的慎重与谦逊。
廖静文所写的《北平解放前夕的徐悲鸿》记载了徐悲鸿在当天是第一个发言的。徐悲鸿率先发言，他心系古城文化与百姓安危，恳切希望傅作义顾全大局，让北平免受炮火侵袭。
关于这次座谈会，曾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的焦实斋曾回忆道：“自1948年底开始，傅作义经常邀请北平的学者和教授到中南海勤政殿吃西餐，谈国事，论古今。”戎马半生的傅作义，虽为国民党华北地区最高长官，身居高位，能邀请北平文化教育名人座谈，听取他们对社会时局的看法，是非常难得的。
傅作义在中南海勤政殿座谈时，表达了保护古城、反对开战的想法，与此同时，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来保护北平文物古迹的指示，这仿佛是历史的巧妙安排。
座谈会结束当晚，傅作义与中共签订《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后来，历史学界将1月16日晚的座谈会称为“最后一席话”，称“最后一席话”如同压垮傅作义内心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参加这次中南海勤政殿座谈会的周炳琳拒绝南迁，留在北大；马衡北平和平解放后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天挺留在北大，北平和平解放后，和文管会一起接收北大；黄觉非留在北大；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但朱光潜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杨人楩留在北平；贺麟，在围城期间，国民党方面三次派飞机至北平接请他，都被他拒绝，并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1948年入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胡光骕留在北平（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多次要杨振声去南方，并替他买好机票，他不为所动，坚守岗位，以热切心情迎接解放；法学教授何海秋留在北平；北大教授王铁崖留在北平。
参加中南海勤政殿座谈会的徐悲鸿，1949年9月21日，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加中南海勤政殿座谈会的许德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凭借广泛人脉，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劝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主张，为这座历史名城的完整留存立下功劳。1949年，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许德珩等发表宣言拥护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倡议。9月21日，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加中南海勤政殿座谈会的叶企孙，北平和平解放后坚守在清华大学。凭借深厚威望，被推举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清华建校阶段的校务。同年9月21日，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加中南海勤政殿座谈会的黄国璋，在1948年底至1949年春，顶住反动政府的压力，毅然拒绝出逃台湾。他与北师大师生携手护系护校，成功粉碎反动派破坏阴谋，让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回归人民怀抱。黄国璋是九三学社重要发起人、爱国民主人士。1949年9月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为北平和平解放付出辛劳的北平学者名流及傅作义，后来皆成为新政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第二批走进中南海勤政殿的新政协代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时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接到周恩来电话，与周子健、申伯纯、金城三位处长赶赴西柏坡领受新任务。
周恩来告知他们平津战役结束后的重要任务：一是尽快赶往北平筹备新政协会议召开；二是接管中南海、香山，成立中南海办事处；三是接管各大饭店，为接待民主人士做准备；四是把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鹗、雷洁琼、沈兹九、何惧等一起安全地护送到北平。
周恩来的行动安排，是经过谨慎考虑的。齐燕铭是北京人，毕业于中国大学，抗战时期就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职，是党内博雅才子，在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等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周子健来自安徽，曾在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岗位表现出色，有着扎实的工作经历。申伯纯是北京人，早年投身西北军，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在边区参议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金城更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他是浙江诸暨人，有着丰富且传奇的革命经历，从“五卅”运动到参与诸暨暴动，后投身延安，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岗位工作多年，1948年后一直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齐燕铭等受领任务后迅速行动，申伯纯先回石家庄交际处安排工作，随后于当日上午率首发小组乘卡车前往北平。同车除工作人员外，还有申伯纯和郭西夫妇的两个孩子。交际处其他同志在高铁英带领下分批乘火车进京。首发小组到正定接上15位华北大学青年学生，他们朝气蓬勃一路高歌。夜宿保定后，因路况不佳换乘马车，深夜抵达北平丰台火车站休息。2月3日凌晨，北平军管会派卡车将他们接进北平城。
齐燕铭是从李家庄出发的。关于这次赶赴北平城，楚图南有这样的追忆：“我和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鹗、雷洁琼、沈兹九、何惧等几十人组成一队，由燕铭同志照应着，到达石家庄后住了一天，打前站的同志说，定县附近还有傅作义的不少部队，其动向如何尚不清楚。齐燕铭同志当即决定我们暂留石家庄。他只身带一支卡宾枪连同一名司机驾吉普车去定县了解情况，并嘱咐我们没有接到他电话之前不要离开石家庄（当时大家看齐燕铭一人和一名司机上路心中颇感不安。符定一即说：‘齐先生可要注意安全！不过据我预测，你此行吉利。’齐燕铭说：‘托符老的福了！’说完他即在夜幕中赶赴定县）。后接到他电话说无事，我们才顺利出发。这使我感到燕铭同志既有深湛的文化艺术修养，又有燕赵之士的豪情，更有一个坚强革命者的机智和勇敢，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2月3日清晨，齐燕铭一行来到北平，与申伯纯的首发小组会合后，和民主人士代表登上前门箭楼，见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这一历史性时刻。入城式进行中，北平首任市长叶剑英将周恩来的紧急电报交给齐燕铭，要求立即接收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它们将分别作为新政协会议会址和代表下榻处。齐燕铭迅速行动，当天下午就带领干部进入中南海办理交接。此后，他们对中南海内闲散人员进行登记安置，仔细清点物资，对房产情况详细勘察、登记造册并绘图。同时，他们还制订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在北平市相关部门协助下，中南海完成杂草与湖内淤泥清理，以崭新姿态迎接重大使命。
1949年2月26日，中南海怀仁堂内，一场欢迎民主人士的大会在此举行，这是由多部门联合举办的盛会，齐燕铭在精心布置的会场，为各方贤达搭建交流桥梁。
勤政殿里，国共和平谈判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中共中央迁至北平次日便作出决定，谈判桌上铺着象征和平的绿毯，绿灯罩台灯散发柔和光芒，百合花静静绽放，尽显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
齐燕铭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与中南海勤政殿和平谈判全程。新政协会议筹备时，他是筹备会副秘书长，还是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代表团候补代表。周恩来、李维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等都对国共和谈会场的布置作出过重要指示和到现场进行指导，他们也是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的代表，他们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此，我们说他们是第二批走进勤政殿的新政协代表。
第三批走进中南海勤政殿的新政协代表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政府，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在北平举行和谈。
4月1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乘坐“空中行宫号”飞机降落北平。国民党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邵力子等。按惯例本应由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但因张治中在来北平前先去溪口见了蒋介石，所以中共方面由徐冰、齐燕铭、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
和谈代表团入住六国饭店。当晚6点，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前往看望并设宴招待。
4月2日至12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个别商谈。
李维汉回忆记载：4月7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素质在里面。”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泽清别墅接见张治中，就谈判事宜长谈4小时。毛泽东展现出了极大的胸怀与智慧，为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决定不在和平条款中提战犯名字，对其困难处境表示谅解。还提出和谈方案先由中共草拟，让正式谈判更易推进，甚至设想李宗仁等众多人士一同参与签字，尽显和谈诚意。
毛泽东特别邀请张治中在双清别墅吃午饭，然而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昨宵一夜未眠”后，张治中辞谢离开。此后几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相继会见诸多和谈代表。面对不同的人，他以亲切、睿智的态度交流。会见刘斐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饭桌上，刘斐以打麻将之问试探，毛泽东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一语双关，尽显从容与自信。
4月13日晚9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分别从东西两侧进入会场，气氛严肃。因事先有草案，谈判单刀直入。讨论和平谈判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提出40余条意见，中共方面接受了20余条。
在和谈中，周恩来态度鲜明，若南京国民政府真心接受八项条件，诸多事宜皆可商酌，而核心聚焦于接收与改编两大根本问题。解放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这一举措如利刃般切断了南京划江而治的妄想。
国民党虽未完全反对渡江，却妄图拖延，其目的是让广州、溪口获得喘息之机，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谈判期间，我方暂不渡江已是最大诚意。对于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双方军队自行改编主张，周恩来洞察其本质——保留反动军队，坚决予以否定。我方坚定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军队。
晚11时55分，第一次正式和平谈判结束。
为加快和平谈判进程，让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了解情况，李维汉受周恩来委托，向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经过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意见。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人士纷纷发言，他们认为我方已作出不小让步，草案之宽大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政权、改编军队及战犯等根本问题上不应再让步。之后，李维汉宣读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稿，与会民主人士鼓掌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南京代表中有人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他们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这一认知对推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的签订起到了积极作用。
4月15日晚7时，周恩来与张治中会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至张治中手中。当晚9时，第二次和平谈判在勤政殿举行。周恩来宣布协定修正案，强调这是定稿，力求原则同意与技术合理，助力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国民政府签字，推动和平。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至此，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在此之前表态。此次谈判历时1小时20分钟，于上午10时20分结束。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地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国民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南京代表团的会议开到午夜一点多钟。周恩来知道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后，尽管已是深夜了，他仍在凌晨2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同黄绍竑相见，勉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黄绍竑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一切如毛泽东所料，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渡江战役打响。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着全国奋勇前进。
渡江战役开始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中共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便挽留他们留在北平。周恩来于20日夜致电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国内和平协定》修订案，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于是，在北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
黄绍竑因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南京，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于6月抵达香港，并曾秘密去过广州。8月13日，黄、刘联合在港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44人共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9月，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等，对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9月，黄绍竑在中共驻港负责人的安排下，从香港赴北平，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心情格外激动，情不自禁地填了一首《木兰花》词，称：“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来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的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香山革命纪念馆学术委员会委员、翠微路军休所第四党支部书记，李雅琦系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臧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