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请愿团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三为雷洁琼）

本文口述者洪始，学生时期深受民进前辈雷洁琼的影响，积极追求进步。工作后长期奋斗在教育战线，深受师生爱戴。1981年1月选举产生民进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后，为加强民进市委会机关建设，在时任民进上海市委会主委吴若安的推荐下，洪始调任民进上海市委会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2022年8月15日因病辞世。
本文是2017年5月笔者看望洪始同志时所作的采访，由洪始口述回忆其老师雷洁琼。
东吴大学的师生缘
我于1943年9月开始在东吴大学读书，雷洁琼是我的老师。雷先生是广东人，1905年出生于广州的华侨人家，祖籍台山。雷先生声音洪亮，气质温婉，思维敏捷，讲起课来条理清晰、旁征博引，她的课学生们都很喜欢。她1924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南加州大学，专攻社会学，1931年学成归国，获硕士学位。归国之后，她先后在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任教，成为国内社会学界颇具声望的学者。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女性很少，所以我们都很敬仰雷先生。
当时我在文学院就读，雷先生给我们上过一门课叫《社会发展史》，至今令我印象深刻。那个年代能在课堂上讲社会发展规律，需要相当的学识和胆识。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雷先生：“社会发展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雷先生的回答，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她说：“人类社会发展到最后，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我又问：“共产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雷先生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矛盾的社会。”
那时中国处于抗战胜利前后，社会矛盾特别突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矛盾的社会让我非常好奇。我当时还是似懂非懂，一直在思考，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正是这堂课，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追求进步的种子，也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未来与出路。
雷先生在东吴大学期间，不仅传授学问，更关心学生的思想成长。她担任东吴大学“海棠团契”的顾问，“海棠团契”是我们的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组织。雷先生组织同学们定期开展活动，有体育表演，有诗歌朗诵，有戏剧演出，还有义演义卖和学术讲座。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些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大家传递着抗日救亡的思想。雷先生对我们始终和蔼亲切，从不以名望自居，这种平易近人的风范，让同学们既尊敬又亲近。
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姓钱，名字我已记不清了。钱先生与雷先生关系颇好，雷先生也非常照顾她。20世纪90年代我去北京时，还专门探望过钱先生。那时雷先生已是国家领导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先生告诉我，在北京，雷先生依然非常关心她、照顾她，丝毫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架子，十分亲切。这让我深感，真正有分量的人，从来不需要靠架子来证明自己。
参加上海反内战大会
东吴大学那时就有民进会员，其中有些人同时具有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他们常在一起开展活动，所以民进和中共在革命阶段便有着密切的合作。事实上，民进的成立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爱国力量凝聚的结果。
1945年12月30日，雷先生与马叙伦、王绍鏊等进步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内战独裁、推进民主政治。成立大会的地址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明复图书馆，我经常到明复图书馆去借书看书。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成立民进的过程中，雷先生与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等人既是民进同仁，也与中共地下党有着密切联系，我觉得正是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使民主力量得以凝聚壮大。
我曾听雷先生说过，1946年发生的南京下关请愿活动，最初是中共地下党员将举行请愿游行的消息传递给上海的一位民进会员，由这位民进会员将消息带给当时的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后来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民进牵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其他民主党派参与策划和发动，这才有了后来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那年6月23日，上海反内战大会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我也参加了。当时很多中学、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内心对“反内战，要和平”的决心很大，在北广场听了王绍鏊、林汉达还有雷先生的演讲，非常振奋人心。我们护送雷洁琼先生、严景耀先生到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再一路送进车站、送到站台，目送雷先生等请愿团代表一起登上火车，离开上海去南京。记得当时雷先生已经41岁了，是请愿团中最年轻的代表。我记得那天火车发动并不顺利，受到国民党的各种阻挠，不过最后还是成功开动了。
那天来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送行的差不多有10万人，场面十分震撼，大家表达的，正是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迫切心愿。
当天傍晚，南京下关火车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我是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的。马叙伦、雷洁琼等几位代表受伤严重。据后来得到的消息，火车刚抵达下关车站，国民党特务暴徒便蜂拥而上，将车厢团团围住。雷先生在混乱中一边保护马叙伦，一边死死护住代表团的文件袋，奋力抗争，毫不退缩，最终被暴徒殴打成重伤，昏迷倒地。
亲闻下关事件
后来我遇到雷先生，问起当时的情景。雷先生告诉我，当时现场非常混乱，国民党暴徒极其凶狠，有几百人，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围殴和平请愿团的代表，阻挠下车。她是请愿团中唯一的女同志，也未能幸免，遭到暴徒殴打受伤并昏迷。
雷先生说，第二天凌晨在南京中央医院，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代表都去医院看望他们。他们是从梅园新村赶去的，还带来了食物，因为受伤的代表们已整整一夜滴水未进。邓颖超亲手为她脱去带着血迹的衣服，换上干净的新衣，还带来了牛奶、饼干，让她感到非常温暖。我在报纸上还看到，“下关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来电报，向受伤代表们表示慰问。
雷先生告诉我，正是这次事件，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也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下关事件”后不久，迫于压力，雷先生就北上重返燕京大学执教了。
新中国成立后，雷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还曾担任民进中央主席多年。虽然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见到雷先生，但是一直都关注着她。她不忘初心，心系教育，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为国家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2011年1月，雷先生以106岁高龄辞世，我看到新闻后非常悲恸，感慨万分。我相信，一定还有非常多像我一样的雷先生的学生在怀念着她。
雷先生作为一位女性学者，一生追求和平、民主，面对暴徒毫无畏惧，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令我非常敬佩，至今记忆犹新。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听她讲述共产主义理想的情景，内心便涌起深深的敬意。雷洁琼先生，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师。
（本文整理者谈玲系民进上海市委会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