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组建时期成员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员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影。前排就座者：彭德怀（右一）、王明（右二）、邓颖超（右五）、于立群（右六），二排站立者：阳翰笙（右一）、郭沫若（右六）、周恩来（右七）。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决定临时迁都重庆，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则转移至武汉。为适应对日作战中心向华中地区转移的形势，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令让陈诚当部长，着手组建政治部；为摆出国共合作的姿态，邀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政治部下属三个厅，其中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当时郭沫若是国共两党同时属意的厅长人选。
“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
国民党属意郭沫若，主要是拟任政治部部长陈诚的欣赏和举荐。1938年1月27日，陈诚写信给蒋介石，陈述了组建政治部的一些设想，以及举荐郭沫若的理由：“与其用四面圆通投机取巧者，不如用有良心有血性者；凡有良心有血性有坚定志趣之人，即仇者亦当破格用之。”“郭沫若则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果能示之以诚，待之以礼，必能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
中共中央属意郭沫若，一方面是拟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认识到三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是郭沫若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彻底的革命精神，经过了北伐和南昌起义血与火的考验。
接到陈诚的电报后，郭沫若疑惑陈诚找他有什么“要事”商量，但觉得去一趟武汉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1月6日，郭沫若从广州出发，于9日到达武汉。第二天，郭沫若见到了黄琪翔，才知道陈诚让他来武汉的目的。
当晚，郭沫若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房间，见到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当时的中共中央高层。他坦率地说：“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于做这样的工作。”“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
中共中央领导认为：“目前的局面是靠着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撄。能够在两方面都通得过的人，目前正感需要，还少了一点。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
周恩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以一个朋友的资格来说话”
郭沫若来到武汉后，陈诚先后三次去拜访他。每次去，陈诚都把周恩来请着一起去谈郭沫若的就职问题。前两次，郭沫若只是答应愿意帮忙设计。后来，政治部的人选逐渐明了：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他们都是复兴社的健将。特别第三厅副厅长人选揭晓后，郭沫若就坚决不干了。
2月6日中午，郭沫若和阳翰笙应陈诚之邀到陈公馆午餐。郭沫若到后才发现，除周恩来外，拟议中的政治部正副部长和各厅厅长包括刘健群都出席了。本来，郭沫若对出任三厅厅长有三点起码的要求：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经费确定。饭后，陈诚先发了几张油印文件，其中一张特别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郭沫若看后差不多快要发怒了。
会议开始后，政治部拟任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等依次报告了筹备情况，轮到郭沫若，陈诚请他发言。郭沫若说他并不是以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来说话，而是以一个朋友的资格来说话，他说宣传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来说，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有不少的专家来参加，决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设我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
因此，我以朋友的资格，重说一遍，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这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希望工作会有成效！
陈诚说都可以照着他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会后，郭沫若怒气未消，请阳翰笙给周恩来打招呼，说自己要到长沙去。周恩来得悉后，赓即让阳翰笙给郭沫若送来纸条，当时郭沫若已上了车。纸条上写的是：“到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
解决了“限制思想言论行动”问题
郭沫若到长沙后向田汉表明：“不想进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募款，来干我们的文化工作。”在长沙期间，陈诚给郭沫若发了好几次电报，说只要郭沫若回武汉就职，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黄琪翔也写了几次信来，措辞很严厉，说如果郭沫若再不回去，大家就不把他当朋友了。
应该说，周恩来迟迟没有答应出任副部长之职，既是在等中共中央的决定，也有向国民党交涉的策略。蒋介石作出口头承诺后，周恩来经过反复斟酌，作出了决定。2月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
一、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惟（唯）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
二、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先复辞修（陈诚字）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敦劝田、胡诸友来汉，并提议以田代刘；
三、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
2月24日，周恩来再次致信郭沫若：
前日去会辞修，适你的来信正到，他看完后给我看，并说“限制思想言论行动”问题已解释过，并要我将上次所谈的写一个文件交辞修转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关于副厅长，他说可即要范扬先生担任，厅长仍唯一希望于你。假使你要在长沙耽搁，可先要范扬来组织。他并要我及黄琪翔兄写信给你，劝你早来，他也即复你信。陈还说，为地位计，请你以指导委员兼厅长。
我根据他谈话的情况，认为你可以干。现托立群姊（郭沫若夫人于立群）送信给你，请你：（一）速催范扬先生即来；（二）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三）请寿昌（田汉）兄同来；（四）电汉年转催胡愈之兄速来。
我这里已电翰笙，催其速由重庆赶回，以便着手组厅。各厅编制草案中，均裁专员。陈说要请之专员，均可作为设计委员。
我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需要）写的文件，须由延安出来始能写成。我今日飞延安，约一周出来，你得陈复信后，最好五天后来此，先我来此两三天较同到为好也。
从以上两信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三厅工作能够在中共的领导下顺利开展，做了大量交涉，不仅取得了蒋介石的口头承诺，而且争取陈诚换掉了副厅长人选，解决了“限制思想言论行动”问题和郭沫若担心当傀儡的心病，并安排中共党员阳翰笙来武汉做郭沫若的助手。
2月24日，周恩来乘飞机前往延安，2月27日至3月1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返回武汉。
2月26日，于立群带着周恩来24日写给郭沫若的信来到长沙，郭沫若见信后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于28日乘早车返回武汉，开始了第三厅的筹备工作。1938年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
（作者系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