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上海“巨富长”街区，潮牌店前年轻身影攒动，酒馆咖啡店热闹非凡。在长乐路和富民路交汇口的梧桐浓荫里，一栋建筑却素净得近乎隐秘——灰墙、木门、钢窗，线条利落，简约庄重，若非有心留意，很难发现墙内别有乾坤。
走近发现，墙身上一块铭牌刻着“合众图书馆旧址”几字，在城市烟火气里，静静诉说着一段孤岛时期上海守护中华文脉的传奇往事。80多年前，一群仁人志士奔走于此，让数十万册珍贵文献免于战火侵袭。
今天，当我们身处这方旧址，依旧能感受到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烽火之中众擎易举
抗战爆发，中华大地国土沦丧，图书文化事业亦遭劫难。
在上海，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公共图书机构藏书散佚甚多，私家图书收藏等先后遭劫，难以尽数。面对此情此景，上海文化人士行动起来，准备开展一场保护抢救图书文献的事业。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是当时江南一带有名且极为热心的藏书家，他的住所就在如今中山公园附近兆丰别墅内。因身在武汉公干，无暇顾及上海家中的藏书，好友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便到其家中帮助整理看管藏书。
“当时，中山公园旁就是沪杭铁路线，大概就是今天地铁三号线高架的位置，铁路线外面就是郊区，经常发生战事，张元济冒着生命危险去整理藏书，这让叶先生非常感动。”张元济孙子、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告诉记者，那时起，叶景葵和张元济就开始谋划，要成立一个图书机构，把战乱中流散的古籍图书收集起来，起到保护作用，这是合众图书馆的缘起。
1939年，两人请来当时横跨政治和文化两界、社会声望极高的陈陶遗担任共同发起人，于当年8月成立合众图书馆。而之所以命名为“合众”，有三人成众、众擎易举之义，意思是许多人一齐用力，容易把东西举起来，比喻大家同心协力做成这件事。

合众图书馆旧影 

考虑到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租界内相对安全，众人最开始在辣斐德路614号（今复兴中近路思南）租了一处洋房，作为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和草创时期的书库。后来，由叶景葵捐资购地，在长乐路富民路口建造图书馆新楼，于1941年竣工正式投用。新楼共计3层18间，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这就是今天合众图书馆旧址所在地，即长乐路746号。
沿长乐路转至富民路210弄，在一排1941年福新烟草工业公司建造的英式花园洋房中，记者看到了合众图书馆创始人之一叶景葵先生的旧居，与合众图书馆仅一墙之隔。当年叶先生购下这片土地时，将东部划为馆舍，西北部作为住宅，他曾说“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为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故自号“书寄生”。
有了场地，还得有得力的人手。因叶、张二人当时年事已高，需要选一位青年才俊来主持馆务，一番寻觅后，便找到了当时在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供职的顾廷龙，邀请其南下前来主持图书馆日常业务。
顾廷龙是苏州人，家族学术渊源深厚，他多年从事古籍编校工作，富有经验，可谓专业对口。当时由其拟写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清楚明白地写明了办馆目的：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在抗战烽火中，一场守护中华典籍的无声较量，就此开始了。
苦心孤诣保存文脉
抗战时期，条件艰苦，要白手起家创办一家图书馆，谈何容易。
当时，启动资金主要由各家捐赠募集，藏书也主要来自当时文化人士的捐赠。作为发起人的叶景葵，首先将自己历年收藏的各类珍贵古典文献合计3万余册捐入馆中，张元济、陈陶遗及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慷慨捐赠各自收藏，很多是罕见又珍贵的地方文献。
不同于各种图书兼收并蓄的普通图书馆，合众是一家具有专门性质的国学图书馆。“叶景葵等人捐的以传统古籍为主，且上海当时也有其他各类型的图书馆，但独缺历史文献方面的，所以合众以此为专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主任陈雷告诉记者。
而在收藏形式上，合众则相当“博爱”。所收不限于图书，凡期刊、报纸、书画、书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书板、纸型等，亦均收存。“务使与考史有关的东西，不致遭无人问津而毁弃。”
虽说是一家图书馆，但合众在实际运营时却非常低调。张人凤告诉记者，当时图书馆不对公众开放，一般要经熟人介绍才能进馆看书。图书馆面向路口的正门不挂任何牌子，也从不打开，需从后门进入，看似与一般建筑并无异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家图书馆。
这样做，某种程度上也是吸取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东方图书馆遭日本人纵火焚烧的经验教训，避免“树大招风”引起麻烦。
饶是如此小心，图书馆也遇到过多次危机。租界势力、日本势力曾多次以“检查”“借场地”的名义来打探合众的虚实，但最终由于图书馆员的巧妙周旋，不怀好意者都未得逞。

合众图书馆旧址

但图书馆本身的运营也并不容易。陈雷告诉记者，由于当时经费紧张，无法大规模印刷书籍，顾廷龙亲笔誊抄了不少珍贵的古籍。“当时图书馆对面就是爱埃令夜总会，顾老经常伴着舞厅的喧嚣声，在馆内通宵安静地抄书，一字一句把古籍善本保存下来。”
经年累月之后，合众的收藏越来越丰富，也吸引了一批文化名人慕名而来阅书。据顾廷龙的儿子、著名飞机设计师顾诵芬回忆，当时全家住在图书馆内，钱钟书是“后门”的常客，他年少时就多次为其悄悄开门。
更为难得的是，当时合众图书馆还收藏保存了一批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与进步、介绍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等的珍贵革命文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书刊本身印数就不多，公立图书馆也不敢收藏，因此流传很少。

顾廷龙亲笔抄录的古籍 顾杰 摄

据顾廷龙《我和图书馆》一文记录，为妥善保存革命文献，当时图书馆将之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解放后才取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合众’为搜集保存革命文献所承受的政治风险，旁人是很难体会的。”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工作人员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其中包括1921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1927年版刘少奇著《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百余种。
“郑振铎先生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陈雷说，当时这批知识分子，心怀强烈的使命感，冒着各种风险，使珍贵古籍免于在战火中散佚，保存我国固有文化，非常不容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对传统文化和文物，更要怀有敬畏之心。
活化利用重获新生
合众图书馆，诞生于抗日硝烟之中，烛照直到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等将合众图书馆完整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众图书馆由此获得新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彼时，馆内已有“图书25万册，金石拓片15000种”。
1958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原明复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原鸿英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四馆统一，成立新的上海图书馆。“合众”所藏全部典籍，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对丰富上图馆藏的意义是巨大的。陈雷告诉记者，正是由于“合众”什么都收，既丰富了古籍、碑帖等传统收藏，也使得尺牍、家谱、朱卷、档案、革命文献、戏单、老照片等也都成为了上图的特藏文献。还有像叶景葵收藏的先贤稿本，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惠栋的《周易本义辨证》、钱大昕的《演易》等多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提升了馆藏质量。

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旧址前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古籍工作。在顾廷龙看来，“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二为传布”。当年，在合众图书馆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编印《合众图书馆丛书》供社会研究利用。后来，顾廷龙主持上图后，依然秉持“孤本不孤 化身千百”的精神，先后影印了一大批重要的馆藏善本古籍，领先全国。
为了方便更多人查阅，这些年，上海图书馆先后出版了合众时期编纂的《合众图书馆丛书》《合众图书馆典藏目录》，去年还把1万多种古籍的数字扫描件对公众开放，其中就包括不少合众图书馆当年的藏书。
2024年，合众图书馆位于上海长乐路的旧址正式启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修缮工程。“合众图书馆旧址”将以“修旧如故”的面貌重新亮相，未来将作为上海图书馆家谱馆向公众开放，继续发挥其历史图书馆功能。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文献收藏，同样是从“合众”延续至今。多年来，通过收集、购买、捐赠等多种渠道扩充馆藏，如今已收藏家谱近4万种，38万余册，合计567个姓氏，是全球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
据介绍，上图长乐路馆专注家谱文献的研究和知识挖掘，集阅览、展陈、交流、互动、书库功能于一体，致力于建设成专业化、数字化、开放化的家谱文献资源中心，为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提供权威支撑。
在公众服务方面，图书馆将为读者提供家谱电子文献资源检索和阅览服务，另有开架书籍4000余册供读者线下阅读，与线上多媒体数字化展示互为补充，为读者提供生动的阅读体验。
86岁的合众图书馆，穿越历史烟尘，以全新的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