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左）在延安机场交谈。

 

1946年10月18日，国、共及第三方面代表在上海讨论恢复和谈的具体步骤。前排左五为周恩来，二排左一为黄炎培。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毕生以救国爱国为己任，为抗日救国、新民主义革命呐喊疾呼、建言献策，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建言资政的典范。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黄炎培秉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理念，全力投入抗战，担任国防会参议员，发起创建民盟、民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疾呼抗战
1931年4月22日，黄炎培从日本考察回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中国用兵。5月29日，黄炎培到南京，将日本积极备战、蓄意侵华的意图面呈蒋介石及外交部长王正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炎培代表抗日救国研究会面见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意见。
1932年1月13日，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再度进犯锦州。黄炎培和熊希龄、马相伯、章太炎等60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及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张“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4月，黄炎培和史量才等组织“国难会”，并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
1936年5月16日，黄炎培等以上海文化界名义电请蒋介石，速定对外方针，团结各方，一致御侮。
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黄炎培“职教救国”的理想破灭，认识到“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开始致力于解决根本问题——政治。黄炎培义无反顾、全力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当中，“十四年来的心力，徒为抗敌救国耳”。
1937年8月20日，国民参政会成立，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任为国防会议参议员，同时被推为上海市抗战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担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时，黄炎培认定了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两大任务。8月底，黄炎培和梁漱溟、江问渔、晏阳初面见蒋介石，请求发动群众参加抗战。11月，淞沪会战失败，黄炎培离开上海赴武汉。12月22日，黄炎培偕同杨卫玉建言湘省主席张治中，遇事应处以公正，不便宜因党派不同有所偏袒，并力陈既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
1937年12月下旬，黄炎培读到《毛泽东自传》和毛泽东论中日战争的文章，十分敬佩。1938年5月19日，黄炎培应邀到武汉生活书店演讲，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并陆续认识了秦邦宪、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等共产党人。8月，黄炎培邀请周恩来在《国讯》上撰写抗战文章。周恩来收到邀请后，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国讯》分三次连载刊行。1940年9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在“青年星期讲座”进行《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主题演讲。
从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为了挽救国族危亡，唤醒民众，黄炎培在成都金陵大学以“中华复兴”为主题作了十次演讲，史称“中华复兴十讲”。“中华复兴十讲”对抗战局势、中国、日本和亚洲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了我国积弱的国情、社会病灶，预测了未来战争的走向，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周期率”，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以死抗战，在对日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极大地振奋了人心。
建言国共和谈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黄炎培读到了《论联合政府》，很想为国共谈判作一些推动。5月25日，黄炎培联合11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向蒋介石建议，敦请中共恢复国共和谈。
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复7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6月27日，7名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后决定访问延安，定于7月1日成行。
7月1日到7月6日，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参观了延安，对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进行了考察，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周期率”谈话。
参政员回到重庆后，8月14日、20日，蒋介石两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渝未果。8月21日，国民党邵力子、张群和王世杰宴请访问延安的6位国民党参政员，征询他们对国共和谈的意见。黄炎培知道这是蒋介石诿过的手法，便说：“蒋主席仅发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后立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政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拉开了重庆谈判的大幕。9月14日、25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两次向民盟领导人通告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听取民盟领导人的意见。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就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被写进“双十协定”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参政议政
1949年8月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炎培提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化私为公”的新方向，建议把职教社所办的各种事业和学校“依其必要和可能，归之于公家”“它的社本部，改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和职业教育研究者研究总机构，隶属于人民政府全国教育行政系统之下”。从1951年到1956年，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比乐中学、昆明中华业余学校等社办事业和学校相继归公。
1949年10月15日，72岁高龄的黄炎培欣然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和财经委员会委员。黄炎培说：“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从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为完成国家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等重大政治任务建言献策。
1953年10月，国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黄炎培表态说，愿意“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泽东回信嘉勉他，并指示工商界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黄炎培立刻在民建中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推动民族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1956年，我国胜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重庆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