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扎根国企16载，从0到1“雕刻”出上亿芯片产值；他手握250余项专利，却坦言“对存储器的理解还远远不够”；他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破壁者”，也是校园中的科学“播种人”。
全国劳动模范，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上海制造专门委员会委员、浦东新区委员会科学城支社委员，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设计部副部长杨光军的故事，是一条彰显中国芯片人“从跟跑到领跑”的奋进之路，更是一曲“把简单做到极致”的工匠赞歌。
“一根筋”的选择
“我这人就是一根筋，属于那种不怎么灵活的。”杨光军以此自嘲，用行动诠释着“不灵活”背后的执着。
从2002年读本科时勤工俭学进入实验室接触到SIM卡设计，并结识了硕士阶段的导师朱钧教授，到先后加入英飞凌和华虹宏力，投身存储器设计至今，杨光军觉得人生际遇前后交集呼应，仿佛命运的安排。
从清华大学微电子所硕士毕业后，杨光军的第一份工作在德国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在那里，勤奋刻苦的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30%的时间用于工作，70%的时间学习开放的技术资料，用1年多的时间达成了他人5年的成长进度，期间还赴德国交流，接触到了顶尖技术团队。但见识了全球顶尖技术体系的同时，他也尝到了核心技术壁垒的滋味。“最核心的东西，他们永远不会交给中国人。”他认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也印证了这一点，当赤裸裸的国与国对抗发生时，当脱钩断链不可避免时，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上。 
2009年，杨光军做出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决定——以腰斩的薪资，加入国企华虹集团。“国企是能让你从‘0’开始搞研发的地方。”他认为，国有企业是创新的重要平台，有资金、有愿景、有责任去解决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问题，而不受制于赚快钱的盈利压力。在华虹的最初几年里，他觉得自己更像是身在一家创业公司，忙于攻克一个个技术壁垒，带领团队解决“0到1”的根技术问题。
这些年，团队里有人离开，自主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也有新鲜血液不断加入进来，杨光军则扎根一线16年，专注于存储器芯片设计。深受导师影响的杨光军觉得，人多少得有点情怀。“老师那辈知识分子，是发自内心为国家和科研奉献。”杨光军回忆道，“这种精神在我价值观形成期埋下了种子。”致力于赚钱的人很多，但他愿意做为国家攻克技术问题的人。“工资多点少点无所谓，在创新的过程中，在博弈的过程中，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成就感会不断萌发，这种成就感也让人发自内心地开心。”
“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本身就是创新”
如果你在2002年去运营商补办SIM卡，这张卡不光又厚又大还需要花费100多元，而现在的Nano SIM卡轻薄小巧还免费。彼时，中国企业尚无能力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IM卡。运营商收取的费用中，SIM卡的成本就占到80多元，其中大部分是交给外国公司的专利费用。而当2004年华虹集团推出了首颗国产SIM卡芯片后，立马迫使海外芯片厂降价90元。在技术不断迭代之后，当前一片SIM卡成本价只要几分钱，欧美芯片厂商几乎退出这个领域。
小小的SIM卡折射出中国芯片产业的飞速发展。从受制于人到突围引领，“我们不是压人工、省材料，”杨光军说，“而是把工程迭代做到了极致”。
杨光军始终记得刚到华虹时的那个圣诞前夜。初来乍到，他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130纳米嵌入式闪存电路的开发，平安夜测试样品时却发现，芯片竟形同砖头，没有任何功能。他心里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满脑子都是设计和测试的种种细节。回家后边洗澡边继续思考白天测试中的一幕幕，平时只需要洗10分钟的澡，那天洗了整整一个小时，在穿上衣服的那一刻，他脑子里突然构建出了整个模型，灵光一现推测是OPC的问题导致模块电路短路，经检测后果然如此，改进后芯片顺利投产。这个技术达到了同期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卡、微处理器、智能电表等领域，并于2014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你被逼到绝路时，反而容易柳暗花明。”杨光军笑言，“天无绝人之路，古人诚不欺我”。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源于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创新的信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带领团队突破了一项项技术壁垒，完成了一项项技术创新，开发了300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闪存IP模块，助力公司成为了全球智能卡芯片的最大供应商和全球MCU芯片的主要供应商，为中国“芯”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坚固的专利堡垒，以及无可复制的工程经验壁垒。
“没有弯道超车，只有十年磨一剑。”在他看来——创新是脚踏实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专注，是发现问题时，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答案的“死磕”；创新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是“在一个点做到全世界有发言权，再向前后看跨领域”的深度延伸；创新是山穷水尽时突然闪现的灵光，更是踩过无数坑、积累无数知识后形成的技术直觉。杨光军对创新的理解，始终扎根于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解决具体问题的务实。
愿做科学“播种人”
加入九三学社，为杨光军打开了另一扇窗。2019年，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和华虹集团的联合推荐下，杨光军作为创新创业青年50人代表之一，参加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现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创新创业青年人才座谈会。珍贵的机遇让他的视野从实验室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九三学社聚集了各领域顶尖人才，和他们交流让我跳出了单纯的技术视角。”
他积极参加调研研讨，将一线经验转化为议政建言，围绕光刻机产业化、GPU技术攻关等“卡脖子”问题提交多篇提案。“我提的光刻机‘破冰’建议，核心就是要产业化，哪怕从最落后的工艺开始，”他解释道，“不能只追求纳米数，没有产业化，7纳米也没用。”这些提案虽未公开，但已纳入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工作之余，自2017年以来，通过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科普讲坛、浦东新区科普工作者等平台，杨光军连续8年走进中小学校园，年均讲座5至6场。今年频次更高，4月刚过已经讲了4场。从对专利一无所知，到变身“专利达人”，他感到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或可启发孩子们；身为奋战在技术创新一线的劳动者，他觉得播撒火种责无旁贷。
在建平实验小学，他向孩子们讲述“点沙成金”的故事；在上宝中学，孩子们向他提问“芯片植入人体的可能性以及使用寿命是多少？”；在社市委科普微讲坛上，他详解“制造一颗中国‘芯’需要几步？”；在闵行区教育学院网站的“闵智学堂”栏目，他甚至生成了自己的“科学家智能体”，化身人工智能与孩子们实时对话……
“我从不照本宣科，传播知识本身不是重点。”杨光军认为，现在有众多获取知识的渠道，孩子们的知识面也都非常广，要启发孩子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讲座时，他往往先讲解芯片设计制作的基本原理，再请孩子们看图说话，表达自己的思考，“我的价值在于点燃他们心中的一把火。如果1000个孩子里有两三个人被启发，目的就达到了。”
“低头干活，抬头看路”芯片行业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技术迭代几无止境。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当觉得要到终点时，最容易被人超越。杨光军总在思考，很多时候超越你的并非原本赛道的技术突破，而是跨领域的降维打击。
脚踏实地、低头干活，不代表故步自封、闭门造车。更要时时抬头看看路，认准前进方向。杨光军多次强调，要坚持“第一性原理”，在技术研发和决策过程中，对底层逻辑和本质规律进行根本性思考，从源头验证方向的正确性，避免盲目努力，贻误战机。“比如说爬山，如果你爬的方向不对，往远离山顶的方向爬，那你爬得越快，离登顶越远。”
在新技术研发中，当行业巨头砸下数十亿美元试错时，华虹的预算远不可比肩，杨光军带领团队承担起精准判断的责任。技术判断不可能源自空想、妄想或是臆想，必然要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深度思考、知识积累和技术直觉。决策做出后，短期内他会不断复盘，假如走另外一条路会怎么样？最后判定出相对最优的路径。
“你想了一堆天花乱坠的想法，只是谈一谈而已，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创新建立在你必须得为你的创新负责任的基础上。”面对技术生涯中的无数次重要决策，杨光军坦言“责任”和“乐观”缺一不可，“一旦做出决定，前途大概率是未知的，风险很大，但你必须乐观——因为乐观时大脑更活跃，能提供更多机会。”这种乐观，本质是责任驱动下的积极破局，也为他带来了绝处逢生的智慧。
“追求极致、敢于创新、勇于承担。”这是杨光军的劳模格言，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注脚。从清华实验室的勤工俭学生，到国际舞台的技术领跑者，他用“一根筋”的坚持，证明了中国工程师的硬核实力；作为九三学社社员，他既在实验室书写中国“芯”的传奇，也在更广阔的天地播撒创新的种子。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技术的极致追求，是“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看到了对创新的勇敢突破，是“敢为天下先”的担当。
杨光军的故事，也是无数中国劳动者奋斗者的缩影。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不辍，用汗水与智慧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当越来越多的“杨光军”涌现，中国的腾飞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这，正是劳模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