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一路，便是重回当年战斗历史现场，回访老兵和亲历者后代，追溯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

最近，在上海远郊奉贤头桥街道北宋村烈士纪念馆，驱车赶来献花参拜的人们又多了起来。

烈日下，北宋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顶端的红星闪耀依旧。时至今日，许多村民路过这块纪念碑时，还是会忍不住停下脚步，静立片刻。81年前，他们的祖辈们就是在这里，在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战斗的掩护下，平安从日伪军的战火下撤离。

位于奉贤区头桥街道的北宋烈士纪念碑。沈思怡 摄

“当年，我父亲在撤离时腿部中枪，是支队长朱亚民背着他跑了两三里地才捡回一条命。作为亲历者，我父亲经常说，没有朱亚民和淞沪五支队，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讲述起那段往事，如今年逾古稀的北宋村村民洪治国仍难掩激动的情绪。
1944年3月，新四军游击队在上海郊区对日作战最大一次规模战斗就在北宋村发生。彼时，由朱亚民带领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淞沪支队”）在北宋村英勇抗击1000多日伪军的围袭，分三路成功突围。这场游击战历时3小时之久，毙伤敌军50余人，淞沪支队牺牲20余名指战员，而北宋宅的百姓无一人伤亡。

北宋村村民洪治国为北宋突围战亲历者洪静贤的儿子。沈思怡 摄

北宋突围战是淞沪支队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战斗，但同时也是这支游击队几十次大小战斗中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12个人发展到1500余人的部队，这支“平原游击队”的故事，是上海抗战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12人携短枪守护浦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全面进攻，浦东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战略防地。彼时，国民党政府军从上海撤退后，又以“别动队”和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在浦东。在犬牙交错的混乱时局下，1940年，中共党员朱亚民奉命从香港返回上海，深入浦东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浦东平原5000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河网密布、村庄稠密，而敌人兵力不足、驻防分散。这种地理环境，不适合大部队活动，而适合小部队灵活的游击战。
1942年8月，日伪开始对浦东进行大规模“清乡”。在“清乡”区，敌人重兵压境，建立伪政权，到处设立据点，并在四周修筑167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对往来车辆、行人和物资实施检查。为保存力量，彼时的浦东工委和淞沪支队向浙东战略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朱亚明把淞沪支队的作战史写进《烽火岁月》一书。黄杨子 摄

然而，浦东不能成为“真空地带”。于是，一个月后，朱亚民又受命率领11名队员潜回浦东，12人全部携带短枪，在柘林涉水上岸，一夜狂奔，抵达目的地，坚持在内线“反清乡”。这最初的12人中，后来7人牺牲、3人叛变，只有朱亚民和李阿全活到了新中国成立。
朱亚民次子朱建强告诉记者，在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在浦东开展的反“清乡”斗争非常残酷，支队处在绝对的敌强我弱且几乎被团团围困的险恶环境之中——不仅因缺乏通信设备与上级组织断了联系，在多方势力格局下，民间原本各种各样的所谓抗日队伍全部没有了，即便是当地百姓也因怕受牵连而不敢公开支持抗日。
“父亲他们白天都隐蔽在芦苇荡中，晚上就露宿在荒野的坟堆边上，饿了只能找当时熟悉的老百姓家要一点饭团充饥。”朱建强说。但即便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父亲仍带领战士们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日伪军斡旋，持续开展“反清乡”，打鬼子、除汉奸、斗顽军、灭土匪，深得浦东人心，最初的12人队伍也逐渐壮大，逐步在浦东重建组织，震慑汉奸，迫使日军建立起来的近百个据点缩减到了二三十个，逐步打破日伪封锁。

如今的北宋村，依旧保留着部分芦苇荡和小河浜。沈思怡 摄

“敌进我进”，创新战术
除了北宋突围战，淞沪支队纵横浦东，最经典的一战，是朱家店大捷。“这也是父亲最骄傲的一战。”朱建强说。
当时的朱家店是一个小集镇，由一座石桥横跨两岸，若要从六灶镇通往新场，这是必经之路。桥南不远处有一个南北向的狭窄小池塘，周边有唯一的制高点——张家袜厂，蔓延开去的一片棉花地足足有四五百米长，在朱亚民看来，既可隐蔽，又可出击。
“早年间，父亲是名印刷工人，本不懂军事斗争。但他在工作期间看了许多书，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指导方针‘十六字诀’，成了他在实战中灵活应用的理论来源。”朱建强始终记得，父亲时常告诫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工作，就像打仗一样，要尊重实际情况，不断充实内涵。
“‘敌进我退’，对不对？对。但我们当时身处浦东的狭长地带，一面是黄浦江，一面是大海。退去哪里？”就这样，在因地制宜、“敌进我进”的跳跃式前进中，朱亚民部队不断壮大，从12人发展至千余人，更是挺进了浦西地区，在捷报声中将上海连成了一片。

后人为朱亚明的画像

朱家店伏击战，是淞沪支队一次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对当地日伪政权震动极大，他们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遭到如此大的失败。日伪放弃了不少小的据点，龟缩在大的城镇，轻易不敢出来。新中国成立后，朱家店伏击战，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作为步兵战的优秀“进攻战例”写进了教材。
到1944年下半年，淞沪支队已经基本上控制浦东农村区域。1945年春天，淞沪支队跨过黄浦江，打出了一个联结浦东浦西的抗日游击区，控制了浦东浦西的广大农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淞沪支队在上级组织领导下，仍在浦东、浦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战机，收缴敌伪武器，打击不肯投降的日伪军，建立县、区抗日政权，积极为策应和支援上海地下军起义并占领上海作准备。
同年8月20日，朱亚民领兵袭击上海县七宝镇东北一里多地的七号桥伪军李英杰部。战况激烈，久攻不下。最后，尽管当场击毙李英杰，朱亚民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那是父亲伤得最重的一次。此后，他虽被组织辗转多地治疗，但因战事烽火不断，最终无法痊愈。那次受伤后，父亲几乎就告别了抗战一线，这也成为他的遗憾。”朱建强说。
“中国人，决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
如今，在朱建强的家中，仍收藏着一本鲜红封面的旧书。摸索着泛黄、褶皱的书页，朱建强的话匣子又被打开了。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三十年斗争历史的回忆文集。幼年时的朱建强在一次偶然翻阅中，发现父亲的名字赫然在目。

朱亚明之子朱建强仍珍藏着记载父亲追忆抗日战争历史的文集。黄杨子 摄

我们已无法追溯朱亚民第一次与稚子谈论起硝烟里的场景，但此后为数不多的促膝长谈中，这些字句春风化雨般改变着这个家庭：几乎所有人都曾穿上戎装，在不同时期参军入伍。“虽然父亲的腿上有陈年旧疾，但在这之前，我竟不知道父亲曾经当过兵。”数十年过去了，朱建强依旧熟练而准确地翻到唤醒历史记忆的那一页，“在第六卷，题目是《浦东反“清乡”》。”
过上平顺的日子后，子女们想过为朱亚民庆生。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不仅从“朱永林”“诸亚民”改名，也记不得生日——“他就索性将五一劳动节那天选作自己的生日了。”朱建强说，“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也是简单的一句话：学好一门技术，不要忘本。”
在朱建强记忆中，父亲是个严谨实干、不苟言笑的人，他鲜少提及自己参与抗日战争时那段艰难岁月与胜利荣光，只是时常告诫后代，千万不要忘记那段被列强欺辱的历史。
“我印象中，他说得最多的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父亲说，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要挺起脊背，要努力把国家建设好。”
朱建强记得，改革开放后，父亲也曾多次回到上海，来到浦东这片他曾拼命保卫过的土地。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芦潮港——原本布满芦苇荡的滩涂荒野，后来成为连接洋山深水港的陆域枢纽。沧海桑田的变化中，轰鸣着属于一个崛起大国的澎湃心跳。他相信，父亲当时抚今追昔的目光中，一定无比欣慰——山河无恙，盛世如所愿。

纪念抗日战争40周年时，朱亚明回到奉贤头桥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