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全球关税风云突变的形势，今日之中国不是百年前的中国，始终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特朗普上台后，首先挥起关税大棒，并且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特朗普会达到他的目的吗？我们不妨回顾近一百年前那场全球关税大战，历史也许早已给出了答案。
百年起伏
关税税率高低通常与一国生产力密切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生产能力大幅上升，成为全球工业强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取消对谷物进口限制，开始转向自由贸易。1849年完全取消《航海条例》，进一步放宽贸易限制，进一步降低工业品关税税率。1875年前后，英国对多数原材料和食品、工业制成品实行极低关税，有力推动了英国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受惠国法国基本与英国保持同步，1840年前法国进口工业品关税平均税率在15%~20%之间，1860年1月英法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法国大幅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税率。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
在欧洲大幅降低关税的同时，美国反其道而行之，为保护新生制造业，19世纪下半叶不断提高关税。1861年南北战争开打，美国国会通过《莫里尔关税法》，将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18%提高到36%。其后，为了应对南北战争开支，进一步提高关税，到1864年平均税率达到47%。1890年又通过《麦金莱关税法》，将税率推高至49%。
直到1897年，美国才开启25年降低关税税率之旅，通过的《丁利关税法》将税率略降至46%。1909年通过《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平均税率降至40%。1913年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把纺织品等日用生活品的关税税率下调一半，美国整体关税平均税率降至26.67%，但仍高于欧洲税率，当时英国平均税率在5%以下，德国在10%~15%之间，法国在15%~20%之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为了增加战争开支和解决战后经济困难，开始增加关税税率。随着英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逐渐下降，约瑟夫·张伯伦等人鼓噪加大保护国内工业和帝国贸易的力度，1915年议会通过《马克凯恩》法案，首先对汽车进口征收33.3%的关税税率，1921年通过的《保护工业部门法案》对进口精密仪器、化学品、金属制品课征50%关税，但此时英国平均税率仍低于10%。
美国大发一战战争财，从1914年到1916年，出口额翻了近一番，工业制成品出口几乎增长了2倍。1914年美国贸易顺差为4.71亿美元，1919年提高至40亿美元。与之同时，美国进口连续五年下滑，关税锐减造成关税收入在联邦收入中比重下降，1913财年美国关税占联邦收入45%，到1916财年该比重下降到28%，1918财年跌到5%以下。然而美国参战后，从1916年至1919年，联邦支出从7.42亿美元飙升至189亿美元。共和党又开始在关税上做文章，1916年美国颁布《威尔逊关税法》，设立关税委员会，以应对共和党挑战。
1921年美国共和党的短命总统沃伦·加梅利尔·哈丁上台，次年国会批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一举将平均关税税率从28.3%提高至38.2%。该法案引发了欧洲各国的报复，法国将美国进口汽车关税从45%提高到100%，西班牙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40%，德国和意大利提高了小麦关税，造成美国农民每年损失超过3亿美元。该法案还造成全球脱离自由贸易原则，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923年，英国通过《进口关税法案》，对一系列工业品征收10%~33.3%的关税。1925年德国通过新关税法，平均税率提高到20%~25%。1927年法国平均税率也追高至20%~25%。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关税战已经在不远处了。
美国挑事
1929年初，美国经济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景象。十年来，美国工业生产率提高40%，农业生产率提高26%，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仅为67，到1928年7月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则上升到126。但危机早已经埋下，产出开始下降，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失业率不断上升，股票泡沫化日趋严重。
1927年，国联世界经济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时，美国是仅次于西班牙的全球第二高关税国。但美国人觉得本国关税还不够高。1929年4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里德·斯穆特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利斯·霍利宣称，只要提高进口关税税率，就能减少国外竞争者的扰动，改善国内市场的供求压力，并联名发起一项大幅加征关税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议案，要求提高农业和工业产品关税，以缓解生产过剩问题。
美国提高关税的威胁一开始就遭到许多国家反对，该法案尚在草拟阶段，很多国家就誓言，一旦美国正式实施该法案，它们将采取报复行动。到1929年秋，包括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德国、日本等35个国家提出正式抗议。1929年9月5日，第10届国际联盟总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采纳英国代表、前商务部长格雷厄姆的“关税休战日”提案，决定由国联大会拟定《关税休战草约》。
1929年秋天，是一个本该丰收的季节。10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文章分析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的可能性。次日“黑色星期二”，美股闪崩，道琼斯指数最大回撤高达-87%。“大萧条”时代降临，美国百业凋敝、民生艰辛。各种利益集团游说者接踵而至，美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纷纷要求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行业、刺激就业。于是，美国国会启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听证。
1930年2月17日，30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关税休战会议，但因各国利害各异，所拟定的两个休战文件未能一致批准，会议以失败告终。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送到了同为共和党籍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案头。美国经济学家普遍感到大祸临头，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请求胡佛否决这项把美国经济推入深渊的“愚蠢的经济政策”，警告这个关税法将加剧经济的无效运作，导致其他国家报复，减少美国出口，反过来会损害美国农民的利益。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在白宫花了一整个晚上力图说服胡佛，摩根首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就差跪下来乞求胡佛否决这项愚蠢的法案了”。
但是，1930年6月17日，胡佛还是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0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农产品只占很小一部分，纺织、钢铁、机械、造船和工具等工业产品占主体。该法案将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从38.2%提高至59%，并设置了很多“非关税障碍”。
至此，一场载入史册的关税战、贸易战全面拉开序幕。
全球混战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落地后，世界各国纷纷报复，英国、印度、德国、奥地利、日本等是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国，占美国贸易总额38%，都提高对美关税。美国近邻加拿大率先发难，1930年两次提高对美国关税，对16种产品征收新关税，这些产品占美国输往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并征收反倾销税，加强与英联邦国家贸易关系，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意大利和西班牙宣布，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150%的关税，对半导体产品征收100%关税。法国将美国进口汽车及其零部件关税税率上涨了近50%，并直接对美商品采取进口配额制，不允许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欧洲各国随之对美国商品采取配额进口。面对美国钟表业260%的关税，瑞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1932年英国通过《渥太华协定》，对英联邦内部实行优惠关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商品征收高关税。
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29—1932年，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出口降幅达到40%—90%不等。1929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为13亿美元，向欧洲出口总值高达23.41亿美元。到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仅3.9亿美元，向欧洲出口总值7.84亿美元。到1933年，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降至15亿美元，出口额从1929年的54亿美元降至21亿美元，降幅和世界贸易降幅基本同步。美国汽车在意大利销量减少90%，西班牙几乎没人买美国车，加拿大和阿根廷抢走了美国小麦市场份额。
一堵堵无形的高墙割裂着全球贸易，国际分工体系破产，世界贸易规模迅速收缩。到1931年底，先后有25个国家进口税率比1929年提高了60%~100%。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贸易额从350亿美元骤降至120亿美元，规模缩水2/3。全球商品出口占GDP比重由1928年的11.2%降至1935年的5%，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关税战不仅没有缓解大萧条，而且加剧经济危机的广度和深度。
1932年，胡佛通过《紧急救济和建设法》，试图通过基建拉动经济增长，但未有起色。这一年，关税法始作俑者斯穆特和霍利双双在国会落选，灰溜溜地离开政坛，从此再也没能回来，1941年又双双去世。
1933年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面对满地废墟，他感慨：“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能从中获利。 ”深刻教训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归到自由贸易轨道。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出台，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谈判关税减免协议。与英国对第三国歧视性“帝国特惠制”不同，《互惠贸易协定法》引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后续美国众多双边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转型。
近代中国哀歌
一国之关税本应由该国自行确定，即国定税则。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由双方议定，使得中国关税成为“协定关税”。次年7月22日，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中国货物税率平均“值百抽五”，即5%左右，远低于当时世界水平。其后美国和法国“一体均沾”，中国失去了税则自主权。
一战后，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北洋政府代表提出“关税税则应比照各国商约互惠主义，由中国自由规定”的关税自主要求，希望实现国定税则。但英、美、法等国不予附议，该提案无疾而终。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席卷全国，掀起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高潮。8月5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9国代表同意召集关税特别会议，企图用增加“值百抽二点五”附加税的微小让步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缔约国口头表态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同意撤废中国与缔约各国间现行条约中包含之关税上的限制，但并未做出有效的具体决议。
192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重订条约宣言，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的法院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等。首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国民政府把关税特别会议时各国承认的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税率实行从7.5%到27.5%共七级，1929年2月1日起生效。
1929年全球关税税率正持续增长，民国政府实行的税率平均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尽管如此，日本仍出面阻止中国新税则生效，向民国政府提出三年相互特惠国待遇的要求。当时中国市场充斥着日本商品，而中国商品出口到日本为数不多。1930年，中日签订《关税互惠协定》，中国对日本优惠33种棉类产品，协定关税比国定关税低30%~40%；优惠12种鱼介和海产品，关税比国定关税低27%~40%；进口面粉免税；此外，还有17种杂货列入协定。而日本对中国特惠只有绣货和绸缎，关税减少30%。
1930年12月29日，大萧条加重，各国不断提高关税税率，民国政府再次更改税则，改为十二级制，最高关税调整到50%，不过平均水平仍低于全球。凭着特惠国待遇，日货继续绕过中国关税壁垒。1931年，日本输华协定货物中，棉织类65237642海关两、鱼介类5192729海关两、面粉类10710241海关两，合计81140612海关两，而同期中国输入日本的绣货和绸缎价值仅5974525海关两，协定优惠货值日本输华是中国输日的13.6倍。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遭到日本侵略，不可思议地照样给对方特惠国待遇。
1933年5月16日，三年特惠期到期。不到一周，宋子文的财政部公布了新税则，将棉纺品税率增加800%、毛织品增加200%、纸张增加8%-280%，鱼虾、烟草、酒类、人造丝等商品提高到100%以上，而下调机床、飞机、火车、车辆、汽车零件等工业制品税率。提高后的关税税率与外国关税税率差距逐步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民族工业和市场，1930年水泥每担征税0.24金单位，1934年增加至每担0.83金单位，水泥进口锐减。关税逐年增加，改善了国民政府财政状况，1934年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1115506千元，其中关税收入353258千元，占31.67%。
5月22日，日本人看到新税则后，大为震怒。1933年8月，宋子文率团到欧洲引进技术，回国时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日本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乘坐的轮船靠岸。10月25日，应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宣布因健康问题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1934年1月，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反对新税则。7月3日，民国政府在消极抗日政策指导下，发布新税则，将棉纺品、毛织品、纸张等关税直接下调到10%左右。民国政府刚刚启动的关税措施瞬间败下阵，像一首短短的历史插曲，随风飘逝。
关税税率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可以随意增减，而是战略措施，与一国综合实力密切相关。当前，面对全球关税风云突变的形势，今日之中国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坦荡无惧，始终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作者为徐汇海关关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