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区域之所以价值彰显、备受尊崇，往往并非源于昙花一现般的刹那绚丽，更多是源自优质基因的崛起兴盛、流变革新和基业长青。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在全球化面临逆流、世界不确定性加大的当下，浦东下一程怎么走，无疑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
在全球化浪潮中蝶变
35年前，浦东开启了开发开放之路。当时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变局时刻——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浦东由此蝶变。回顾这段历史，浦东走过了以率先开放、快速发展为核心的基础建设期，以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为核心的全面开发期，以全面深化改革、深度接轨国际为核心的能级提升期。
浦东从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变成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经验和创新数不胜数，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破局意义的“第一”也不在少数。究其根源，最为核心的逻辑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
浦东在经济全球化历史大潮的关键节点，坚定地融入世界，以开放促改革，广泛集聚国内外优质要素特别是跨国公司，引入西方现代技术、管理等显性和隐性知识，经济社会飞跃式发展，区域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地区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24年的1.78万亿元，一大批功能型平台和总部型机构汇聚浦东，辐射长三角、全国乃至亚太区域。开放成就了浦东，浦东成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经典缩影。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言，“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显然，浦东三十五载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具有范式意义的“引领”之路。
识变新的全球格局
历史早已证明，经济全球化并非一成不变的线性推进。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以关税为杠杆，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一重要政策方向直接影响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体系。而特朗普2.0进一步大幅修正“近岸”“友岸”格局，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推动“在岸”生产，近期更是以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严重扰乱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关税战使现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规则体系、货币体系等面临严峻挑战，可能将发生重大调整，全球化的深刻变局又一次横亘在前。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之变属于生产关系范畴，那么生产力层面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同样深入演进。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的突破与加速转化应用，特别是进入智能时代，工业时代乃至信息时代的创新、制造、管理甚至人际交往等范式都呈现出不适应之态，被动或主动地解构并重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正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势猛力大。但与35年前的历史时点相比，今日之浦东也变得更强了。
首先，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规模也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上海是中国制造业重镇，而浦东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空天陆海能”皆备的装备产业高地。
其次，把外资和外企“引进来”，是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主要方式。而浦东是外企入华的重要首选地，众多外企经由浦东走向长三角和全国。
然而，世界之变也给浦东带来了新课题。比如，如今中国本土企业正加速“走出去”跨国拓展，构建自身的全球化版图。但陌生的市场、规则和未知的风险，迫切需要一个专业可靠的出海桥头堡。浦东能否担起这个重任？
更为深层的是，35年前，中国主要是熟悉和融入西方设定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单向地学习和引入国外的知识体系。但今天，面对全球分工体系的扭曲和调整，以及对数据、人工智能等全新领域治理规则的安排，中国需要主动引领国际经贸等规则的制定。
这些都是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责任所在和必答命题。从面向特定对象和既有体系的学习者、实践者，到面向广阔全球和人类未来的破题者、建构者，浦东发挥引领作用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
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引领”发展
一个强大的功能体，必须具备“适应变”的核心能力，也唯有在“引领变”的过程中才能迈向卓越。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把浦东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加以谋划，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谋划，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依托强大的国家整体实力和35年开发开放的深厚积累，面向更长远的未来，浦东需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以战略敏捷赢得战略主动，用自身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
一是主动开放，深化改革。开放始终是浦东的基因，不会变也不能变。尽管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及相互依赖关系正被人为扭曲和拆解，但根植于底层生产力的全球化分工的内生动力依然存在，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不可阻遏地继续演进。越是在逆流之时，越需要浦东高扬开放旗帜，在全球化遭遇重大逆转时，前瞻探索下一轮全球化的新形式。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更大力度的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及更大力度的外资招引力度，坚持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新方向，为阴云密布的世界经济注入更多信心和亮色，赢得长期发展的战略主动。同时，以开放促改革，全面释放引领区、自贸试验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和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等重大改革平台的集成效应，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综合成本，以一流营商环境便利各类要素充分集聚发展。
二是自主创新，自主可控。大国博弈背景下的科技封锁已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动作，“小院高墙”被持续强化。
浦东作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核心区，一方面，要聚力“突围”，依托高能级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开展有组织科研，聚焦装备、核心零部件、材料、科学仪器等方面的若干瓶颈领域展开攻关，为国家打破西方科技封锁贡献更大力量。另一方面，要强化“结合”，以制度创新打破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现象，推动区域内大科学设施面向产业界开放共享，布局高质量孵化器，畅通成果转化全流程，构建市场化、专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支持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助力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同时，面向更长远的未来，浦东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新赛道，抢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前沿高地；支持基础研究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让策源功能源源不断释放。
三是搭桥出海，双向循环。中国企业整体已经成长到跨国布局的阶段，贸易战等因素加速了企业出海的进程，但出海企业还远未成熟到全球调配资源、高效安全运营的地步。作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首选第一站”，浦东天然具有成为保障本土企业走出去“首选桥头堡”的优势。
浦东承载了大量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总部和研发部门，也具有“五个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布局，在服务企业的专业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基础雄厚，特别是国际化水平高。因此，浦东可以在构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方面发力，为本土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咨询、人力资源、金融、供应链、返程投资等集成式服务，保障企业境内境外一体化运作。在服务本土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能助力自身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上海“五个中心”能级的提升，夯实浦东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心枢纽的地位。
四是激活内需，激发消费。内需主导是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步入人均GDP超1万美元阶段，内需拉动作用普遍超过70%，其中居民消费贡献率达一半以上。在外部不确定性显现、外需受到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作用更加凸显。
在一般的消费提振措施基础上，浦东作为制度创新高地和高能级要素集聚地，更应该在新模式、新机制、新场景等结构性层面发力，引领供给结构改善，在消费升级和驱动发展上强化示范。一方面，以“融”为核心，发挥资金、技术、创意、场景等要素丰富的优势，依托流量优势，推动文旅商体展联动，打造更多创新性的消费产品，形成更多消费增量。以国际化为亮点，构建多元化时尚产业生态，做大做优免税经济，集聚更多国际品牌，培育本土国际品牌，成为消费领域国际国内循环的战略链接。另一方面，浦东要弥补缺乏消费类智能终端产品的短板，努力培育智能时代、机器人时代的新型消费类终端，提供高品质的智能消费产品。此外，人是消费的重要主体，浦东可以依托改革平台开展制度创新，破除“投资于人”面临的瓶颈阻碍，把增加投资与创造就业、提高人力资本、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相结合，从根本上培育消费动能、激活消费潜能。
以开放为旗、创新为魂，回望来时路，展望新未来，世界可以相信：下一个浦东，依然是浦东！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