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事件严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侵害网络空间秩序，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司法机关近年来加大了打击力度。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多部门又于2024年6月发布《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以下简称“《治理规定》”）。
我国针对网络暴力行为治理的法律法规以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为基础，以专门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配套，以《指导意见》和《治理规定》为专项，但规范内容的现实性与针对性、相互之间的体系性和协同性，均有待进一步增强。
同时，从上述法律规定看，其界定的网络暴力侵害对象还仅限于个人；其界定的网络暴力行为表现方式主要是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权等类型，但实践中网络敲诈、网络恐吓、网络骚扰和网络跟踪等新型网暴行为均已出现。此外，《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发布审核、监测预警、识别处置等制度。但这个规定位阶过低，实践中对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责任无法压实。
从实践中看，社会上对网络暴力的危害性认知尚有不足，往往认为其损害的只是个人合法权益，但事实上，网暴行为更是侵犯了网络空间秩序、网络社会安全感等社会公共利益。对此，应该加大依法治理尤其是公法治理的力度，增强社会普遍认同，形成共享共治网络空间格局。立法上，可充分借鉴反电信网络诈骗立法的实践，制定一部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推进网络暴力治理模式从碎片化到体系化、提高网络暴力治理整体效能。
制定反网络暴力法，不仅为了保护个体合法权益，更是以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保障网络社会安全为宗旨。要将网暴行为的侵害对象扩展到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界定网络暴力的行为方式，采用“列举﹢兜底”模式，涵盖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权，以及网络敲诈、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网络跟踪等实践中常见的行为。
在对各方主体责任的确定上，重点压实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事前监管、事中审核、事后处置的全流程责任。特别是，明确平台具有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信息治理和风险防控的义务；采用危险账号监测技术，对高危账号重点关注，构建用户画像，评估用户危险等级；依照规定和合同，限定高危账号部分功能直至封号处理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