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司马文森和大女儿司马晓兰、二女儿司马小萌在香港。

 

抗战期间的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与夫人雷维音（一九四一年摄于桂林）

1949年9月5日，香港《文汇报》主笔司马文森登上轮船，开始了他的秘密“北上”征程。然而这次“采访”有些特殊，他不仅是一位记者，将要见证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香港工委的文委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即将启程前往北平，见证、参与并记录新政协会议和伟大新中国的诞生。
司马文森此次行程的系列报道第一时间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后，又被香港前进书局整理结集出版为报告文学《新中国的十月》，书中记载了作者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前后以及亲历开国大典的见闻与感悟。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本文将《新中国的十月》一书中的内容重新整理，带领读者穿越时空长河，与作者一同回味1949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被改变的人们
解放后的北京城内，民众皆沉浸于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喜悦氛围之中，庆祝活动接连不断。作为政协代表，司马文森也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舞会、游园会等系列活动。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他留心到了多个带有时代标志意义的细节：舞会上，一位剃掉了留了10多年“苦难须”的老教授对众人说：“我们的苦难没有了，我还要它（指‘苦难须’）做什么！”一位70多岁的老战士也踏入舞池，用杂乱的舞步跳起了交际舞。司马文森还看到身着黄色列宁装、蓝布制服、草青色军服的男女老少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看到作家、工人、公务人员和教授们不分身份、不分阶级、不分年龄地在共同庆祝。
司马文森感慨道：在这一举国欢庆的时刻，人们仿佛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忘却了过去的“苦难”，只记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女，携手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前进。
1949年，司马文森途经青岛、济南、天津等城市到达北京，亲眼见证了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巨变。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司马文森对发生在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变化最为敏感：那些曾经“专做学问”、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老先生、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授，也开始参加华北大学研究班，与20多岁的小伙子一起开小组讨论会，一同吃小米、上早操、睡地板。这个古老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欣喜的变化。
随着新生活秩序的建立，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生活也随之改变。这些变化，是全新的、崭新的，也是司马文森在“北上”之前完全没有想象到的：茶房们一扫原先靠要小费为生的艰难生活面貌，拥有了自己的职工会和消费合作社，不仅增加了他们学习的机会，工资也在逐步提高。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职工工会负责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街边的摊贩们也告别了昔日散乱无序的经营状态，被统一组织起来，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集中管理、集中营业。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交通与市容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摊贩们步入正轨，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希望与社会的关爱。
在司马文森的印象中，艺人、戏子在封建旧社会都是不光彩的代名词，是被达官贵人们呼来喝去、给特权阶级当作消遣品看待的角色。但随着新政权和新社会的建立，新政府对一向被认为是社会渣滓的曲艺界不但不采取压制手段，反之却给予他们扶助，减轻税率，鼓励他们学习。让这些曲艺从业者一扫之前的自卑与落后，开始积极创作新的、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建设的内容：昔日那些唱封建儿女情长故事的，改唱了歌颂淮海大战的英勇；曾经依靠低俗打闹吸引观众的相声，如今则成为赞美新社会风貌的新作。
司马文森作为一名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民生活的诸多变化，这说明中国这个古老而传统的社会，正在大步向着复兴迈进。这让司马文森难掩欣喜之情：“在过去的社会里，人被当作渣滓看待，人不被当人使用；而在新社会，我看见了人被尊重着，人在发挥人的作用，人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尊严！”他继续写道：“我们在这儿所见的人，却是没有一个不在忙碌中的，他们学习，他们工作，他们斗争；那样热烈，那样愉快，那样紧张！”
消失的阶级
“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的时间相差很大，早到的人们组成了民主东北参观团，到东北解放区去感受新社会的风貌。司马文森的几位华侨好友到东北参访时，途经山海关，久仰其大名，虽时间紧张，也想挤出时间前去参观。为节省时间，他们叫了几辆人力车。一行人在路过一个路口时，被路上执勤的警员拦了下来，除了陈嘉庚先生身着西装，符合乘坐人力车的标准外，其他几位公务人员都身着制服。按照规定，身着制服是不允许乘坐人力车的。在与警察交涉说明这几人是华侨身份后，才勉强通融放行。
大家在“天下第一关”匾额下凭吊一番后，回程路上又被警察拦下，这次却是说什么也不肯通行。最后，只有身着西服的陈嘉庚先生一人符合规定，可以乘坐人力车，其他人只得跑步跟在车后，向车站出发。阅读至此，脑补起这一发生在山海关前的场景时，虽忍俊不禁，但也确实是当时官民阶级强烈变化的真实写照。
随着对解放区观察的深入，司马文森愈发感到那时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前，娼妓事业繁盛，戏院常常人满为患、闲杂人等遍布大街小巷。然而现在，大家都在全身心地投入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都充满活力地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繁荣发展而忙碌。”
舞女、娼妓这些带着旧社会印记的传统职业，在人民政府的教育扶助下纷纷“改行”，从城市的“蛀虫”变成了城市建设者。当时戏院不满四成座、全舞场找不到两三个舞客。人民政府甚至不需要公开发布禁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娱乐场所就自然冷清了下来，民众都投入到生产的热情之中。“整个城市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改变了，社会风气改变了，舞场、茶座，我们不必去禁止它，它自然要消灭的”，司马文森在书中记录了一位文化首长对当时社会的评价。
新的生产消费关系的建立，也带来了传统阶级的转变。司马文森在书中记录的山海关轶事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变化：“旧社会中，公务人员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权阶层，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仿佛‘骑’在人民的脖颈上，一个‘官’字便能成为他们自诩为统治者的资本，对人民进行管治。而在新社会，做了公务人员意味着做了人民的公仆。一个被认可的公务人员，不是因为他能对上司阿谀奉承，而是要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与爱护，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表人物。”
为了打破公务人员固化的特权意识，鼓励民众吃苦耐劳的精神，新政府规定身穿制服的公务人员不得乘坐人力车或三轮车，执勤警察在街上看到身穿制服的军人或公务人员时，会主动上前劝导，请他们下车。然而，由于社会变革迅速，实际情况有时难以跟上新的规定，这才出现陈嘉庚先生一人坐车，其他人跟在后面跑步前进的“奇特”场景。
在新社会的快速变革与发展过程中，那些陈旧、腐朽的旧文化思想和制度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消失，某些特权阶级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会逐渐衰退。这些变化不仅限于表象的更替，更预示着未来社会结构深层与价值观念的转型。
知识分子的现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后，司马文森参加了全国文联会在六国饭店举办的餐会，贺龙、陈毅、粟裕等军事首长列席。在文化人的聚会上，各位军事首长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巨大兴趣，对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几位将军也充满自信地发表了对文化工作的见解与看法。司马文森在他的报道中也着重记录了几位将军的观点。
贺龙将军在讨论中指出：“对反动派残余的扫荡，在我们看来并不怎么费力，最感困难的是军中文化艺术人员太少了，广大地区解放了，而且都是文化落后和荒凉地区，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工作。”他进一步补充：“如果人民不在文化教育上翻身，还是不能真正把政权巩固起来的”，并在席间请求文联文化支援西北。
紧接着，陈毅将军也在发言中提到：“中国的几次大革命运动，每次都有知识分子参加，而且都是起了带头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知识分子很有功劳。”他强调：“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又是一个有文化教育的队伍。在我们部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笨的、不能作战的，有了文化、有了思想，部队是打不垮的，坚强的。”他还特别说到，部队要重视革命知识分子，重视文化，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有思想、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民队伍。
1949年之前，人们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认识长期存在割裂，大多数人只重视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而忽视了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新政府成立几天后，司马文森及一些从事文教艺术工作的代表们，被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参加一个有关脑力与体力劳动者结合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书中记录了这场座谈会的意义：“在人民政协筹备、开会以及会后的时间中，北京开了不少座谈会，但却少有像对这个座谈会这样重视的”，这不仅反映了新政府对知识与文化的重视，更预示着未来知识分子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司马文森在书中随后感慨道：“体力劳动者应该向脑力劳动者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脑力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他们对革命斗争的坚决性，学习他们的集体生活精神。只有使已分了家的体、脑两方面的劳动者打成一片，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个领导阶级发挥真正高度的斗争作用！”
这种思想，也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女工范小凤、汤桂芬就作为代表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这不仅体现了工农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更是新政府推动体脑劳动者结合的生动体现。
“不开无准备之会”
作为新政协会议的与会代表，司马文森记录了大会从筹备到召开的全过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如你要洗热水澡，从下午六时起到十一时止，可以打开水龙头放热水。如你需要出门，只要写一张通知单到交通科，那儿就会替你派小汽车。如你要吃饭，早上八时有人在摇铃……”司马文森在书中把新政协会议《代表手册》的内容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新政府对代表们的关心体现在参会时“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上。
为确保大会能够顺利召开，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交通和住宿的安排成为筹备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工作人员从天津、上海等地，在不妨碍当地交通的情况下，将大小汽车集中调运到北京。调运过后，他们还要考虑如何将这几百辆车开进中南海。仅会前交通这一项，就需要工作人员在停车地点规划、汽车进口的安排以及车辆进入的先后顺序等方面，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心思进行细致的安排。
除此之外，代表们的接送也被安排得十分周到：“当筹备处发了一个电报给某一个（与会）代表时，他们早就替你安排好交通工具及旅途上的安全了。你自己的安全，他们比你还重视，往往为了这个，他们宁可一条几千吨的船只载十个八个人，走了那么长的旅途。人一起程，在那等你上岸的口岸早已接到通知，准备一切了。”代表们的船一到，当地军管会交际处代表早已等在岸边迎接，进入房间后，行李也已经被妥善放置好。为保证每位代表能安心参与会议，筹备处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扣。即使是那些曾属反动派的参会代表也不禁赞叹：“中共做事真周到！”
大会能够顺利且圆满地举办，背后是包括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作为一名记者，司马文森在书中用细腻的笔触详细讲述了大会筹备幕后的辛苦：“人民政协从筹备到召开组织工作，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程，不说在筹备期间内的各种事务、会外协商等，就是会开了，上自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每天也难得有三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住在中南海的统战部的同志们也要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为解决开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毛主席也要和一些首长们在夜间开会到第二天早晨三点钟。周恩来先生从筹备会开始，每晚最多只有四五个小时时间休息。这样紧张情形，非有人民解放军一日一夜不吃不睡作战行军精神是做不到的。”
司马文森在书中感慨：“所谓不开无准备之会，这才是真正不开无准备之会。”
政协会议文件的制定
新政协会议顺利通过了新中国的三项重要文件：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和政府组织法，同时还通过了国旗、国歌、纪年等重要决议。每一份文件的通过都是民主与协商的充分体现。
作为参会代表之一，司马文森在书中写下了有关重要文件和决议的讨论过程：“对《共同纲领》草案的讨论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为繁重的任务之一。初步草案提出后，一百多位筹备委员分成多个小组，根据草案的不同性质内容，逐条逐句逐字进行深入讨论，反复讨论和修改，历时近三个月，草案才得以初步通过。”
全体代表齐聚后，大家继续针对初步草案进行了更大规模、更广泛的讨论。这一复杂的讨论过程不仅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其他各界代表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我国革命事业的全貌、革命的前途与方向，也为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组织法的研究节省了不少精力。根据司马文森的记录，人民政协组织法于27日7时28分通过，政府组织法于同日8时50分通过，而共同纲领则是在29日下午3时55分通过。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对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以及在审查委员会上的汇报进行了长时间的阐述。直到主席宣布全体投票表决通过后，参与文件制定的代表们才松了一口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诞生过程，充分体现了民主与协商的精神。司马文森所在的审查小组由军队首长、男女劳动英雄、文工代表等成员组成。“国旗图案设计是公开征求来的，自报纸上登出征求消息后，反响非常热烈。在一个月内，我们收到了一九二〇件应征稿件，其中图案为二九九二幅，比稿件多出一千多幅。”应征稿件来源广泛，覆盖北平、东北、上海、天津、江苏等全国各地，投稿者则是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小学生、用古文作说明的老先生、工人、农民、机关职员、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作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审查这些稿件，他们根据标准从2992幅图案中初选了38幅，印成小册子，并提交全体会议审阅。最终，通过层层民主投票及审核，编号为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获得最多选票，并在9月27日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当时，会场上已经挂出了这面制作好的五星红旗图样。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司马文森33岁。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当时记录的文字日后会成为记录新中国成立的宝贵资料，成为祖国人民的历史文化财富。在《新中国的十月》后记中，他写道：“我只想把我亲身的见闻写出来，供海外的读者参考一下，使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祖国，是光明灿烂，有前途有远景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有这样的信心，在新的基础上努力，奋斗下去。”
（本文史料来源：司马文森《新中国的十月》和司马小萌的相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