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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丨一位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的回忆
人民政协报  
2024-09-28 08:55 字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田富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资料照片)。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田富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资料照片)。

 胸佩人民政协会徽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田富达。

胸佩人民政协会徽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田富达。

 田富达在家中接受采访。

田富达在家中接受采访。


田富达,1929年出生,高山族,台湾新竹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1949年,他作为台湾高山族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委员,台盟总部第一届理事,台盟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从一贫如洗的高山族少年到台盟中央副主席,从泰雅部落走上天安门城楼,田富达的一生波澜壮阔。2019年,他生前曾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向我们口述了他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
从台湾走向大陆
1929年,我出生在台湾北部的一个泰雅部落,本名尤明·巴都,后来被日本人强行取了个日本名字:富田达夫,国民党征兵时,又被他们将名字改为了田富达。
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八九岁时父母就不在了,只剩我和两个弟弟,作为家里的老大,生活的重担自然就压在了我的身上。上学的同时,还得照顾两个弟弟,砍树、架电线、当勤杂工……什么能挣钱就做什么。
那时候,日本对台湾的奴化教育也蔓延到了泰雅部落,我们族人以狩猎为生,天性活泼、爱动爱闹,日本老师不仅辱骂我们是“山猴子”,还经常动手打我们。
3年之后,我小学毕业,为了生计,毕业了就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可惜没做多久,工厂就被日本人破坏了。
工作没了,还要养两个弟弟,我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1946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15岁的我跟着村里的一位大哥踏上了外出求生之路:一路颠簸到了台北。找工作途中碰到国民党征兵,说一个月可以给3000块工资,我想都没想就应征入了国民党军队。跟着部队漂洋过海来到了山东。没想到不仅一分钱工资也没有领到,还被收走了证件和枪。
更让我震惊的是,国民党有着相当不错的装备和人员,但一点斗志都没有。记得第一次上战场,八路军一冲锋,连长就喊:“撤退,赶紧跑!”队伍马上就溃散了。我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了,我没见过这场面,赶忙问排长怎么办,他说:“扔了扔了!”我问:“还有两百发子弹呢?”“扔!”排长说得很痛快。在这种部队中打仗,我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当了俘虏。
出乎意料,解放军对我们这些俘虏很好,说话很和气,还给每个人都发了衣服和大洋,最后让我们自己决定去留。这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
被俘虏的这段时间,我不仅感受到了解放军的亲切,更让我认识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懦弱,看到了他们的溃败惨象。我和几个台湾省籍伙伴商量以后,决定留在解放军,继续接受教育。1947年,我被编入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第七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当时,解放战争形势飞速发展,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因形势需要,需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为培养台湾省籍干部,部队紧急招收台湾学生,我们旅的台湾省籍战士都被选拔出来,送到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全校学员被编成了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台湾队”就是其中一个直属队。1948年3月,学校合并到了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我们队仍叫“台湾队”,当时大约有160多名学员,多的时候有170至190人。
“台湾队”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接受教育。当时学员们普通话水平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高一点的读过中学,还有的是文盲,听起课来十分费劲。那时候军政大学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学些历史,以解放军军史为主。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跟着学习。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就在下面抄,抄一抄,念一念,就这样,我慢慢学会了写汉字,但由于语言不通,大家的听课质量还是提升很慢。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湾省籍干部杨诚同志来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杨政委来了以后,根据我们的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还聘用了会讲闽南话的老师来队里授课,我们的听课效果大幅提升。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政委的工作也十分肯定:“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为感激。”在我的印象中,杨诚政委虽然只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对我们“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台湾队学员的文化水平提升等,都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不仅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国家的意义,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准确的定义,也明白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个体有多么重要,更对中华民族事业的理解产生了萌芽。
1948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组织审查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1949年8月,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里高山族的学员被召集到了一起,传达了一封中共中央来信。主要内容是:台盟作为新政协会议的参加单位,将有5名正式代表,其中一位要从我们学校的高山族同志中推选。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3个单位。于是,台盟被补充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会议,其中,5个正式代表中要有一位台湾高山族。汉族的同志们好找,但是高山族的代表就比较难找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华北军大有一个“台湾队”,其中有少数民族班,可以从那里面试着找找,于是就联系到了华北军大。
我既是高山族,又上过学,平时表现又相对优秀,被大家推选为台盟的6位代表之一,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当时我才20岁,是新政协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1949年,我接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开会通知,从石家庄赶到北平,参与新政协会议的系列准备工作。因为我普通话水平不好,华北军大校领导还特地委托经常给我们讲课的校政治部组织部的罗范群部长一同来北平。
9月21日晚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直到现在,我还记着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时会场中的场景:穿长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着不同信仰的同志们齐聚一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年仅20岁的我,充分感受到了大会上代表们的广泛性、党派间的合作性,以及大家民主协商性的特点,亲身感受到了民族与统一战线事业的光荣与重要。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9天,上午安排小组会议,下午大会讨论发言。尽管此前大会发言人选都是事先商量好的,每个代表团只安排了一位同志发言,但大家的发言速度很快,整体进程比预定节奏快了很多,会议发言时间出现了空余。9月25日,组织会议的同志找到我,说:“27日临时增加一次发言,你准备一下。”接到这个任务时,我一方面很兴奋,另一方面也确实紧张:台盟只有6个人,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读书不多,普通话不标准,心理素质也不行,生怕搞砸了这次宝贵的发言机会。于是赶紧找到台盟杨克煌秘书长帮忙。杨秘书长很支持我的工作,他让我口述,由他记录,再细致整理,终于算是有了一份比较像样的发言稿。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开会,我在大会上发言。我表达了自己代表高山族人民发言的兴奋与光荣,对各民族团结合作、携手并进的期待,以及早日解放台湾、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向往。当时有几句话至今还能记起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给我们将要迅速得到解放的高山族人民带来了各民族相互合作的大团结的新的民族生活。它将要引导我们向新的文明的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前进!从此以后我们就可能脱离那被帝国主义与异民族统治者所侵略、压迫、侮辱、分化挑拨,和不文明的、落后的、原始的,甚至野蛮的、黑暗的旧民族生活。”我自我感觉很紧张,说得结结巴巴,但大家说我还表现得比较顺利。
发言结束后,我的心情很激动,下台时走过毛主席的跟前,从前都是在照片或画像上看到的他,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心里非常激动,就上前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当时规定不允许随便跟领导人握手。只记得毛主席笑容可掬地跟我说了几句话,我也高兴地回了几句。
回到座位,其他代表急忙问我刚才毛主席问你什么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脸上发烧,心脏突突地跳。至于刚才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说了什么,竟完全没有印象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毛主席的记忆力很好,此后有一天再见到他时,他主动跟我握手打招呼,还对我说:“我记住你了,你是台湾高山族青年。”
亲历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天早上,首都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于此,翘首企盼着这一伟大时刻的来临。
我作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和其他政协代表一同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那天我去得很早,选了城楼靠西侧,我们都愿意站到西边,因为从西边可以看到从东边过来的游行队伍和部队的分列式。
毛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时候,经过了我们面前,他亲切和蔼的笑容让我回想起政协大会发言那天与他握手的情景,心情依旧十分激动。
下午3点整,我们这些代表就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身后,屏息凝神地静待毛主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
当天,华北军大台湾队的学员们也从石家庄乘火车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军大“台湾队”的分列式十分优秀,原本他们是要参加分列式的,但当时人数只有160余人,不够组成分列式的人数,于是就把大家邀请到了金水桥畔东边的华表前观礼。那里不论是看天安门城楼,还是看游行队伍,都是最佳位置。“台湾队”人数不少,能全体安排在观礼台很不容易,要十分感谢大典的组织者,给了我们台湾学员队很好的照顾。
作为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代表,我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亲眼见证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这是中华民族多少同胞的生命与血泪才换来的成绩!我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无上荣耀,也更坚定了为国家统战事业作出贡献的决心。
割舍不断两岸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先后担任国家民委委员,台盟理事及副主席,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身份不同,却始终能感受到中央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其中,有这样一件小事,让我铭记至今。
1956年除夕,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四位领导人在会见台盟全体同志后,周总理特意对我说道:“田富达同志请留步。”那天,周总理十分关切地问我台湾在大陆的高山族同胞的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人、文化程度如何。我如实回答后,周总理说:这些人都是经过了战争考验的年轻人,要想办法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回去之后,我立刻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国家民委的同志,民委将报告呈报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大致内容是:同意统战部的意见。
接到批示后,我就开始积极落实,到各地进行走访调研,了解情况。在国家的照顾和各个单位的支持下,1957年9月,武汉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政治系设立了一个高山族研究班,挑了50多名高山族学员,不仅给学员发工资,还能带家属,这在当时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与关怀。
1946年离开台湾时,我的两个弟弟一个5岁,一个7岁,本以为当兵两年就能回家继续照顾弟弟,没想到两岸两地,一别竟是半个世纪。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尝试联系对方,奈何世事变迁,姓名、身份多次更改,茫茫人海,彼此寻找犹如大海捞针,连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直到1980年,我通过一位移居海外的朋友联系上大弟弟,过去了这么多年,终于才知道他还健在。
1989年,大弟弟来信,说他过几天将经香港来到北京,接到信的我内心十分激动,多年没见,我们对彼此记忆中的样貌其实都已模糊不清了。
到了机场,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从旅客登机口走来的魁梧身影。几十年来兄弟终于重逢,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小一点的弟弟身体不好,之前以为我在福建,曾特意跑到福建去找我,可惜没能见到。直到他去世,我们也没能再见一面,这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1996年,在大陆生活工作近50年后,我和夫人想回台湾看看亲人,了解一下那边的发展情况。但因为我在大陆的政治身份,准备了两年,提供了各种身份证明和信件,台湾方面始终拒签。最后通过台湾家人的关系,搞到了一个探病证明,才拿到入台证明。
当时回去一趟真是太艰难了。
我90周岁的时候,大弟弟带全家一起来北京给我过生日,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大陆的进步,这种变化在台湾是无法感受到的。这个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经济能力和社会发展逐渐赶超台湾的过程。所以我经常说,两岸还是要多交流、多合作,携手共进才能发展得更好。
当年,我第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时,还不到20岁。70余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照料下,我从一个泰雅部落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亲历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岁月,我时常感到自己十分幸运。
1949年,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我曾提交提案,提出:“希望快些解放台湾,两岸早日统一。”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当年在最高政治舞台上说出的话,这么多年来依旧萦绕在我的耳畔,也牢牢印刻在我的心底。我相信,祖国会愈加繁荣昌盛,两岸统一的一天也会越来越近!
责任编辑:杨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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