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为纪念季崇威题词。

 

1997年10月季崇威在家中。 选自《把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一书

近读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回望》，作者在回望曾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父亲金若望的人生时，记录了金若望的上级吴成方1985年7月19日的谈话，谈及潘汉年情报系统干部“季明（步飞、崇威）”。崇威？莫非是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采访过的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常务干事、党组成员季崇威先生？
少年情报工作者
笔者采访季崇威时，畅谈的是环渤海经济开发开放。有媒体称他“以横跨官学两界的身份参与中国开放的全过程”。他长期主管对外开放工作，是一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而当他还是一名少年时，已是我党的情报工作者了。
季崇威（1922.4.10—2001.9.2），江苏江阴人，少年时代就接受革命道理。大哥季明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季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在家乡动员众多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包括两个弟弟季诚龙和季崇威。
1935年底，在家乡读初中二年级的季崇威写信给在上海当工人的二哥季诚龙，表示不再“读死书”，要到上海读“社会大学”，参加抗日救亡。季诚龙给他发去电报，同意他到上海来。季崇威携带着小藤篮，只身来到黄浦江畔。1936年初，季崇威走在纪念“一·二八”抗战群众大游行队列中。党组织指示他投考大公报或三联书店，他经过刻苦恶补，同时被两家单位录取。党组织通知他去大公报，并要求他从事情报工作。同年3月，14岁的季崇威进入大公报做练习生，负责翻译各地记者和办事处打来的电报。他将接触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容通过下线发往延安，成为中央社会部领导下上海“特科”的一员。
1937年12月，上海《大公报》停刊，转去汉口办刊。党组织要求季崇威留沪工作。1938年，季崇威加入共产党，时年16岁。他收集日伪、国民党情报资料，每月专送延安。1939年，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沦陷区经济侵略的活动情况》，这是他经济研究的发端。
1945年11月，上海《大公报》复刊，季崇威重回报馆，先翻译各地记者的电报和做资料工作，后被派任经济新闻记者。
1946年夏，潘汉年写了一张便条，派刘人寿（原从上海到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5月又被派遣回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和季崇威单线联系，即组成季崇威—刘人寿—潘汉年这一条线。刘、季两人每星期见一次面，季崇威将在国民党上层采访到又不宜见报的资料、国民党中宣部指示的原件等经刘人寿上报党组织，同时收集军事信息。
一则消息震惊全国
1948年8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为挽救恶性通货膨胀，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公布消息的那天下午，季崇威从友人处获悉，前一天有南京某要员抵沪，在证券交易所抛售了巨额股票牟取暴利。他当晚写了一条消息，编辑以加框新闻21日在《大公报》四版“本市新闻”栏刊出，主题为“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副题为“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披露“十九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就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这一消息揭露了国民党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信誉，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震惊全国。蒋介石阅后大为震怒，派两名监察委员唐鸿烈、孙玉琳携他写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亲笔信到沪彻查。监察委员找到季崇威，给他看了蒋介石的信，再三胁迫他说出消息来源。季崇威当即拒绝：“这是交易市场中听来的，谁讲的我记不住了。”
监察委员从季崇威处得不到线索，只得去检查交易所经纪人的账目，查出当天有两个抛空头的大户：一是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即“某隐名之人”）之妻李国兰，陶启明获得币制改革的内部信息后，立即从南京来沪，以其妻的名义抛售了股份；一是杜月笙的二公子杜维屏。这件事在京、沪报纸上喧闹起来，最后两个监察委员发表了长篇报告书，把季崇威的名字也写上了，说：“季崇威坚不吐实。”
季崇威冒着危险发出的消息，率先敲响了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丧钟。
季崇威在分工采访的经济领域，尽可能地在报上揭穿国民党的反动经济政策的本质，报道民族工商业陷于崩溃危机和物价暴涨、人民困苦生活的状况。
1948年，蒋经国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经济督导专员，带着“尚方宝剑”来上海，宣称要以严厉手段打击抬高物价的奸商，企图以“太子”的政治威势硬把物价压下去。蒋经国砍了三板斧，仅一两个月，违背经济规律的行政手段就惨败了。11月，季崇威在中共上海局资助的《经济周报》上发表《这七十天》的评论文章，剖析了蒋经国的落败之因，指出整个经济趋势必沿着恶性通货膨胀道路走向崩溃。
动员资委会起义
1948年夏，季崇威的堂叔、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财务处处长季树农从美国回来，经常和季崇威谈论时局，交换看法。
10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在南京召集各地主要厂矿、处室负责人开秘密会议，表示：“战火日渐南移，中国只有这一点工业家底和技术人才，经不起内战破坏了。”倡议大家坚守岗位，保护中国工业基础。季树农将此信息告知季崇威，季崇威迅速报告刘人寿，建议通过季树农做孙越崎和资委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季树农的江苏江阴同乡、江阴南菁中学同学）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要同国民党争夺这批重要资源设备和宝贵技术人才。刘人寿同意并报告了时在香港的潘汉年。此后，季崇威不断收集情报，通过刘人寿向潘汉年汇报。
资源委员会是原国民党政府管理国营工矿企业的机构，1949年管辖全国国营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电工、水泥、耐火材料、化工、造纸、制糖等行业，集中了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和优秀技术人才。它还拥有世界产量第一的钨、锑等矿产品专有出口权，享有外汇留成收入，经济实力居国民党政府各部会之首。
1949年1月下旬，季崇威从大公报报馆得知，蒋介石伪称“引退”，退居奉化，行政院长孙科宣布将政府各部委迁往广州。季崇威心想：如果资委会被迫迁穗，此前启动的策反工作将前功尽弃，于是连夜乘车从上海赶往南京，找季树农密商。第二日清晨，季树农到下关车站接到季崇威，途经僻静的玄武湖公园，来到一家还未开张的茶馆，密谈两个多小时。季树农说，资委会高层正在彷徨焦虑，尚未决定去留。季崇威向他分析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和蒋政权必将垮台的命运，阐明了中共的政治、经济纲领以及对待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服他去动员孙越崎、吴兆洪设法避免南迁广州，留下来迎接解放。
季树农答应回机关和孙、吴商谈。当日下午，季树农回家后兴奋地告诉季崇威，和孙、吴谈得很顺利，决定不迁广州，将资委会本部主要人员和档案迁往上海，调动所属厂矿维持生产。季树农还将资委会本部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名录交季崇威带走。季崇威后来按照名录，向所有成员寄送劝降书，给一批徘徊观望的资委会人士指出了弃暗投明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孙越崎、吴兆洪告诉季崇威，当时得知他与季树农联系，他们特别高兴，增强了起义的决心和信心。中共地下党具体指引资源委员会起义工作，直接影响了孙越崎等高层人士态度的转变，季崇威—刘人寿—潘汉年这一条线成为孙越崎等获得中共组织指导和帮助的秘密渠道。
陈毅：“今天你们解放了”
从1949年1月底到2月初，资委会本部人员由吴兆洪带领，分批抵达上海，借用四川中路“资源大楼”办公，把资委会从南京搬到上海，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留守。季树农到沪后，向季崇威提出孙越崎、吴兆洪委托他邀约中共负责人见面。季崇威一面写航空信向时在香港的刘人寿、潘汉年报告，一面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张锡昌向上海党组织汇报，要求派党的负责同志和资委会代表见面。
3月初，党组织派王寅生代表中共在四川北路季崇威家中和季树农晤谈。双方互不通姓名，季树农汇报了保存人员、物资和维护所属厂矿生产情况及部署，并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命令——“查资源委员会物资疏运不力，仰即查明具报，切切！”给王寅生看，询问如何应对眼下困难。王寅生一口无锡土音答道：“共产党不做强人之难的事，汤恩伯既看重物资，那就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第一，物资第二，保全人是最要紧的。以后按你们的步骤进行，注意安全。”孙越崎对这位共产党代表的指点很满意，说他是一个有水平的人，季树农放心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刚解放，孙冶方等接管上海重工业的负责同志从江苏丹阳乘汽车驰抵“资源大楼”，和吴兆洪、季树农及资委会各处负责人会面，商谈接管。29日上午，陈毅同志来到“资源大楼”，对资委会本部和所属在沪各单位和工矿企业负责人讲话：“军事结束后，我们国家即将进入建设时期，希望你们安心留在原岗位，共同协力积极工作，为革命作出贡献。今天你们解放了，今后是为人民服务。”
资委会顺利向新中国移交的一大批稀缺物资有从台湾运沪的1.6万吨白糖、进口汽油1800万加仑、原油10万吨。这些物资，成为上海解放初期稳定经济的重要储备。资委会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在上海解放前夕执行吴兆洪的电令，在计划供应大陆食糖外，又在每艘由台回沪的货轮中加运1000吨食糖，储存在上海。上海解放后不久，沈镇南被台湾当局以“勾结大陆共匪”和“贪污”的罪名枪杀于台北。
上海解放前夕，一些资本家准备迁徙海外，季崇威为动员他们留下来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他们与季崇威的女儿季红回忆这段往事时，都说不知道季崇威当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人生底色奠定于上海
季崇威在上海隐蔽战线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从不声张。他曾告诉女儿季红，上海刚刚解放，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他陪同潘汉年在上海军管会，一起会见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季崇威的下线）、王孝和等烈士的亲属，潘汉年和他紧紧握着烈士亲人的手，热泪长流，那情景一生难以忘怀。潘汉年说，他们都在黎明前牺牲了，我们是幸运者，看到了胜利。季崇威哽咽难言：“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能与那些献出生命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以这些功劳作为要职要官或炫耀自己的资本，我们难以面对这些为理想献出生命的人啊！”
季崇威曾与年轻同事彻夜长谈，回忆自己从小在上海投身革命，在大公报做报童、交通员、记者的经历，对上海充满浓厚、特别的感情。他与学生有过这样的对话：“那段时期非常危险。每一次接头都有可能被捕。而末日将临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别疯狂，我们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要是在解放前夕牺牲，不能亲眼看到胜利，那该有多可惜啊！但每个人都愿意为了新中国的早日诞生，献出自己的一切。”
季崇威去世后，亲友编的纪念文集选了他生前写的自传性文章题目作为书名：《把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