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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金庸:以前在上海辰光
沈轶伦/解放日报  
2024-04-12 07:58 字号
曾位于南京路江西路口的大公报馆。上海图书馆 藏

曾位于南京路江西路口的大公报馆。上海图书馆 藏

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百年。
说到金庸的“以前在上海辰光”,那是他从1947年离开杭州后到1948年赴香港前的一段时光。时间虽然不长,但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结婚。也是在这里,他考入《大公报》。人生中两个重要方向——成家和立业,都与上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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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上海城隍庙。
曲艺界四代同堂,正为滑稽泰斗姚慕双庆祝85岁生日。“王小毛”王汝刚当然在场。但巧的是,因为要拜访一位事先约好的朋友,他从寿宴上走开一会儿。
就在边上的饭店内,“王小毛”看见了一个人——正在用餐的金庸先生。
听到服务员叫着“王小毛”,金庸抬头道:“原来你是位滑稽名角,我看大家都蛮喜欢侬的,久仰久仰。”
“哪里,查先生著作等身,‘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对你久仰、久仰,甜酒酿。”“王小毛”开起玩笑。
“大侠”哈哈大笑:“滑稽表演交关有趣,我蛮喜欢,以前在上海辰光,我经常在无线电里收听,有些节目现在还有印象。”王汝刚忙问:“您听过什么段子?”“大侠”略一思索:“喏,好像是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笑嘻嘻表演的《火烧豆腐店》《七十二家房客》《关门大拍卖》。对,还有《宁波音乐家》,‘来发,米纱线度来’……”
五年后,在写文章回忆这件趣事时,王汝刚遗憾道:那次城隍庙里遇“大侠”后,他本想陪金庸到姚慕双寿宴以促使两位大家会面。没想到,姚老师因年事已高,已先行回府休息了。后来,离开上海的金庸特意给王汝刚寄来一幅题词:“滑稽轩渠嬉笑怒骂,评弹人生振奋世情。”
说到金庸“以前在上海辰光”,那是金庸从1947年离开杭州后到1948年赴香港前的一段时光。时间虽然不长,但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结婚。也是在这里,他考入《大公报》。人生中两个重要方向——成家和立业,都与上海有关。
那时,金庸还不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名作家;那时,人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自浙江海宁到上海,于报界初露头角的青年——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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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22日,经报业前辈陈向平推荐,“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兴趣”的查良镛入职杭州《东南日报》,成为外勤记者。
2016年《东方早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时,为时任社长高克勤做过一次访谈。在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编辑时,高克勤介绍了来自上海宝山的老出版人陈向平和金庸的一段交往:
陈向平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受党的委托,打进了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团结一批进步文人,还发现、培养了一些青年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以金庸名世的查良镛。
当时查良镛是衢州中学的学生。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了查良镛写的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这篇文章观点犀利,充满活力,陈向平欣赏之余有点担心撰文者的处境,便将署名改为“查理”,将文章发表。这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专门去寻访“查理”。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以后,陈向平又编发了查良镛的几篇文章。
1943年夏,查良镛考进了重庆的政治大学,仍保持着与陈向平的书信联系。1946年夏,查良镛因家境败落无法继续求学,欲去杭州谋职,写信给陈向平。
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海作为总社,由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一路回到发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继续出版。陈向平看了查良镛的来信后,热心地向杭州《东南日报》推荐查良镛。
当年,查良镛进入《东南日报》做译稿记者,工作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1946年12月6日,《东南日报》青年版第十九期发表署名“查良镛”的第一篇见报文章《访问东方的剑桥大学——浙江大学》,这也是他工作之后,作为外勤记者的第一篇访问记。
一年后,他离开杭州赴上海做《时与潮》杂志译文编辑,也是陈向平举荐的。
晚年,金庸在《名人传记》上撰文回忆当年时说:“20世纪40年代我在陈向平主持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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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大公报》上海馆公开招聘三名翻译,成为金庸人生的转折点。
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成绩均优秀,以第一名录取,10月底正式入职。
《大公报》曾两度在上海出版。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今延安东路)创刊出版,营业所设在四马路436号(今福州路)。大公报在抗战后于上海复刊,选址在南京路212号(今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口)。此时《大公报》在上海共有4处场所,分别是经理部、编辑部、总管理处和员工宿舍。
查良镛曾对同学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在为《大公报》工作同时,查良镛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
《时与潮》1938年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迁往重庆,抗战结束后在上海复刊,编辑部先在长春路392号,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号,后者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查良镛的工作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查良镛再把译文和原文核对一遍予以发排。(蒋俭《上海文学散步》)
报业的训练,让查良镛养成了能迅速分析各种讯息、出手极快、文笔好、文章质量高的特点。这些特点,确保查良镛顺利踏进了报界的大门,从而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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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47年11月,查良镛向《东南日报》正式辞职。在此前提出请长假时,他写道:“工作殊乏成绩,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
来到上海,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同时,也在族兄,时任上海市地方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查良鉴的帮助下,插班入上海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学习。
查家是海宁望族,康熙年间,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美誉。因科甲鼎盛、名人辈出,所以查家被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位查良鉴也非等闲之辈。
《上海审判志》资料显示,查良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又就读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入密歇根大学研究深造,获法理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
当工作事业步入正轨的时候,查良镛的爱情也有了丰收。他当时正在交往的女友杜冶芬是名医杜宗光的女儿。其时,杜宗光在上海工作,让妻子和女儿住在杭州西湖边的房子里。杜冶芬的弟弟冶秋1947年8月从上海去杭州度假,在看《东南日报》时去信编辑部,一来二去认识了查良镛。查良镛登门拜访小读者时,为冶秋姐姐冶芬的美貌所折服。
“次日,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沓戏票,约我们全家去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那天看戏,一家人全部出席。幕间,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这个看戏入神的杜冶秋在1955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后来成为著名演员、导演,在话剧《樱桃园》《商鞅》和电视剧《济公》中均有出色表演。
1948年1月,胡政之赴香港筹备《大公报》,急需人手,临时派查良镛去半年。3月30日,查良镛乘飞机到香港,担任《大公报》香港版国际电讯翻译员。不忍相思之苦的查良镛于1948年秋天向杜家提亲,同年,查良镛和杜冶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婚后,杜冶芬随查良镛前往香港。虽日后天各一方,但相爱的时刻还是真心实意。
媒体人曹可凡在一篇怀念黄永玉的文章中,提到黄永玉来沪办展时和杜冶芬的一次聚餐:
“见到她时,永玉先生也是喜不自禁。他回忆道,那时候他与金庸夫妇同住九龙湾荔枝角,房子是用木板搭建起来的简易房,生活条件艰苦,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冶芬女史记得,永玉先生当时名义上是编辑,但也经常充当记者角色,为新闻事件画插画。永玉先生说,最大的快乐来自那段上班的行程:‘每天下去坐巴士到报馆,到了尖沙咀,坐船到中环天星码头就开始哼交响曲。走到报馆门口,如果没哼完就再往回走,完了再进去。一路上还可以看各家外国航空公司的广告宣传画。就这样,一路哼一路看,快乐无比。’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平生第一个画展,冶芬女史主动请缨,担任其画展工作人员,负责贵宾签到。我听着老人们回忆往事,既感慨时间的无情流逝,又感受了世间友情的温润美好。”
责任编辑:杨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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