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个历史叙事，把五四运动作为起点，揭示了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因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发生根本改变的重大意义。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有着内在联系
五四运动促成的“三个相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让我们共同回顾
“三个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
红色基因精神内核的重要意义
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相结合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近代中国各种力量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情况下，“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这里揭示的就是新的社会力量和先进理论相结合的历史角度。
中国工人阶级逐步成长为新的社会力量
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如何救亡图存成为紧迫的历史课题。鸦片战争以降，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社会力量都无法胜任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任，亟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完成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夙愿。在时代的呼唤下，工人阶级开始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华外资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里也相继出现了近代产业工人。截止到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三种不同类型企业共有工人大约10万人。从1894年到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发展到五六十万人，20年间产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近5倍。一战爆发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发展黄金期。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资本6年间共兴办工矿企业379个，年均设厂63个，各类厂矿增加近1倍。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前后，我国产业工人大约有260万人。经过近80年的漫长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五四运动时已经具备了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潜质。
社会主义在社会思潮演变中成为先进理论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推动着社会思潮的演进，各种思想主张纷纷登台亮相。五四运动之前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呼唤新的思想，社会主义成为先进理论并指导中国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
鸦片战争后社会思潮转向的主要特征是倡导“经世致用”。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冲破闭关自守的思想束缚,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人士，迈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步。19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洋务思潮，沿袭了“师夷”的主张，以仿制外国坚船利炮的实践使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洋务派思想家看来，有了先进武器就能抵御外国侵略，工商业发达起来就能“求强自富”, 这个思想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却根本不可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继洋务思潮之后掀起的是改良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觉醒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们的思想主张促成了“百日维新”的发生，成为19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大旗，推动了社会先进思潮的嬗变。孙中山先生胸怀“振兴中华”的大志，领导组建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创造了伟大业绩。资产阶级革命派奉行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主张，民主主义思想代表着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的先进理论。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主义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各种刊物进行了热烈讨论，虽然各种观点看法不一，主张五花八门，思想斑驳陆离，但显示的则是取代其他思想的征兆。“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 “于是‘社会主义’就变成最时髦的东西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取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与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相同步，社会思潮的演进使新思想新理论适应了新的社会力量变革社会的需要，五四运动提供了将两者连接起来的历史契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相结合的实现形式。新的社会力量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表现了政治上的成熟，先进理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表现了实践中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先进中国人选择新思想新理论的过程。19世纪末，中国人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只不过当时国人推崇的还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是零星的、琐碎的、片面的、肤浅的。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增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邻国这场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可以仿效的启示。毛泽东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瞿秋白说：“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许多人认为，“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产生的中国效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然而外部原因只有具备了内部原因才能发生作用。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五四运动后形成广泛传播的局面，是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救国方案重新选择、发展路径另找方向、变革取向更换思想的客观需要。就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中国，“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没有中国社会本身的内部原因，俄国十月革命的外部原因难以对中国产生影响。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该专号上发表的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详细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力作。五四运动期间，各种杂志竞相刊载宣传新思想新理论的文章，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唯物史观等等重要观点得到广泛宣传。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一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印刷发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纲领性宣言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后就为自身的利益进行着斗争，但一方面由于人数少、力量单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开展的斗争尚处于低水平阶段。随着工人队伍的扩大，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起来。五四运动爆发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动走到工人群众中间，以各种方式向工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迅速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旧上海码头工人

1919年6月5日，上海码头工人在罢工前明确提出，罢工要“通电全国工界取一致行动，内部组织内阁，庶可对外”。6月13日，上海工界代表首次与商人和学生联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斗争，声称“无论南北军队起而讨贼，工界……愿义务作工”。在此期间，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开始清晰起来，他们已认识到自己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南京、武汉、天津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斗争，将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由于工人阶级誓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以罢免卖国贼职务和拒签巴黎和约取得阶段性胜利。

上海各界工人罢工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中国工人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实现了先进理论对新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实践指导。马克思主义因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找到广泛传播的物质力量，工人运动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具有了正确发展的思想武器。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1939年5月，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揭示了五四运动的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特点。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近代中国随着科学制度的废除，再加上救亡图存民族危机的深重，知识分子表现出与统治阶级相游离的倾向。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和国内新式教育的熏陶，新型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还明显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痕迹，当时西学的传播很有限，主要局限于声光化电一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康有为等改良派人士基本都出身于仕途，没有近代西式教育的背景。即使像梁启超这样一个相对有较丰富西学知识的代表人物，也体现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思想特点。第二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构成发生了变化，留学生成为主体。19世纪末留学热兴起，大批青年人纷纷跨洋出海，其中尤以留学日本为多。孙中山先生早年求学美国，黄兴、邹容、陈天华都是留日学生。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热衷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成长于20世纪初新的社会环境，国内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海外留学的机会，形成新思想熏陶的氛围。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更加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不满现状，对新建立的中华民国进行激烈的抨击，追求更加彻底的革命。
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发起，由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生力军，在这场全国性的群众爱国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从思想转型的角度看，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完成了历史性的超越，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转变。
从工农群众中寻找力量

1920年5月1日《申报》刊发“《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 《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广告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代际转变，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社会变革力量的认识变化。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依靠的是统治集团中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开明势力；孙中山、黄兴等代表的第二代新型知识分子主要依靠的是留学生、新式军队官兵以及会党势力；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代表的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五四运动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变革社会，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上层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总以为革命只有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农民的强大力量，形成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和《青年与农村》等文中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文明，从根底输送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倡导知识分子“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道理”。1920年五一劳动节时，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开辟《劳动节纪念》专栏。《新青年》辟出劳动节专号，刊载知识分子调查工农状况的报告。在上海，陈独秀亲自参与和指导纪念大会的筹备工作，说明了举办纪念大会的目的，希望纪念活动能“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这些表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构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
五四运动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奠定了中国革命发生方向变化的基础。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引领中国革命发展的开始，为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促成城市和乡村深刻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个相结合”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促进的“三个相结合”，彼此间有着紧密的关系。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建立在这“三个相结合”的基础上。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基因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建党特征。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先进，归根到底是要看它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的要件，一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实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理论的有机结合，并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亦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其最终目的便是为了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这些伟大实践与我们党的建党特征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性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把它正确地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首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引领下，中国工人阶级渐次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趸者，中国工人运动从此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完成近代以来各政治力量无法完成的艰巨历史任务，主要在于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用这个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建党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取向在建党时就得到了体现。五四运动期间，工农群众在斗争中表现出强大的革命力量，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在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后，号召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基层社会实践，走到工人群众中间去，真正了解他们诸多面向的真实状况。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广泛宣传，劳苦民众的政治觉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斗争本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民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增长了为民服务的政治智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结合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建党取向。
（本文原标题为《“三个相结合”：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内在联系》，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