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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在“十里洋场”的红色堡垒
张鼎/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联线 | 2022-11-04 19:49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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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静安区江宁路673弄10号(原戈登路1141号),是一幢一正两厢三开间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1928年至1931年间,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所在地。旧址现为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
“木器行老板”的神秘居所
自1928年开始,除善庆坊和遵义里两处办公地点外,中共中央秘书处“还有一个中央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文件一到,秘书长总要先去看”。这个“看文件的地方”,指的正是戈登路1141号。
戈登路1141号所属里弄的一排房屋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石库门建筑。外部整体联排式布局源于欧洲,外墙细部装饰有西洋要素,内部空间则充满浓郁的江南传统民居特征。作为旧址本体建筑的1141号,进门是一个方整的天井,两侧为左右厢房。正对天井的明堂是客堂间,两侧为次间。客堂后依次为灶披间和后天井。客堂间另有楼梯通往二楼。楼梯上去即前楼(主卧室),有正对天井的朝南落地窗。两侧同楼下布局,均为厢房,木窗朝向天井。楼梯北侧是亭子间,再往西又有楼梯可上晒台。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后,鉴于之前个人携带、保存文电的方式极不安全,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报中央文件数量大幅上升,在周恩来建议下,中央秘书处租下戈登路1141号,辟为阅文场所,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带文件回家,由阅文场所统一保管。
当时,阅文场所事务由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负责。为了适应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秘书处机关采取“机关家庭化”的做法。张唯一乔装成木器行老板,与“儿子”于达、“儿媳”张小妹居住在这里。向忠发、周恩来、王明、项英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此阅批文电或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各部委非急用的文件、电报、书报刊物等,也交由阅文场所集中保管。随着文件越积越多,周恩来颇为担心,认为一旦遭搜查,极易暴露。在他的指示下,1930年年底,张唯一将阅文场所保管的文件转移到了自己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居所。从此,文件阅办与保管场所逐渐分离。
突如其来的查抄
张唯一搬离后,戈登路1141号并未就此结束使命。1931年年初,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张纪恩化名“黄寄慈”,以其父名义继续租下此处,对外自称小开,来沪求学居住于此。他与夫人张越霞(化名“黄张氏”)住楼下,“佣人”仇爱珍(又名周秀清)住亭子间,即将分娩的“亲戚”苏才住前楼。楼上厢房供中央领导阅文、起草文件和开会之用,为防巡捕搜查,布置成单人间,生活用具、床铺、皮箱等一应俱全,对外谎称登报招租给不识之人。阅文场所还承担了中央秘书处文电收分发、药水密写、刻蜡板、油印等工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开会内容也是在这里讨论安排的。
同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突遭逮捕。翌日凌晨,阅文场所响起急骤的敲门声,大批中西巡捕蜂拥而入,张纪恩夫妇当场被捕。据邓颖超回忆,“在下午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曾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黄玠然也提到,那天他到门口时,仇爱珍在二楼阳台抓了一把泥土丢在他头上,示意此地已出事,要他赶快离开。所幸前一日中央派人运走了存放在楼上厢房的两大木箱文件,巡捕除搜到共产国际文件、王明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各一份外,一无所获。张纪恩后以窝藏、隐而不报的罪名获刑5年。
“组织了解你,你是好同志”
张唯一,1892年出生于湖南桃源,青年时期即追求进步,五四运动后曾参与毛泽东领导的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唯一却毅然无畏地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年初,张唯一来到上海,开始了长期的秘密工作。
从1928年上半年起,张唯一开始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文书科科长。当时,中央和各地的来往电报和文件(大部分用药水密写的)都经张唯一之手处理。很多文件都由他亲自密写,送出的文件还要进行各种伪装,外面带来的文件如果有安全问题,他也认真提出意见。张唯一对工作非常细心负责,有时从外面带来的文件和纸条,送的人并没说明有无密写,他也要去洗一洗,有时果然发现有密写的东西。
张唯一搞秘密工作,还很注意掩护。有一次,张纪恩搬家,张唯一嘱咐他到弄堂口的拆字摊去拆个字,以与市民选择黄道吉日作乔迁之喜一样。得益于经验丰富的“伪装”,平日生活看起来和普通市民别无二致,张唯一和邻居关系一直搞得很好,在上海期间,他居住的地方从未发生过问题。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临危不惧的,所以他当时虽只三四十岁,大家却给他起了个“老太爷”的雅号。这个雅号可谓一语双关,除了他年龄较其他同志大之外,还因他外形稳重和思想稳健之故。与他共事过的同志曾这样回忆:张唯一“平时生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知人善任,能根据各人情况分配适当工作,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同志对工作从未有过怨言”。由于张唯一长时间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以致积劳成疾,在左胸肋膜上长出毒疮,虽经手术医治,但因当时各种条件均差,终未能治愈收口,后形成瘘管,常年流脓水。
1935年,张唯一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不久被转往苏州军人监狱关押。虽然他在狱中受尽各种折磨,并患骨结核,但仍坚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唯一出狱来到上海,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潘汉年接上关系。此后,他长期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直接领导下负责情报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情报总署副署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张唯一临终前,周恩来和李克农曾专程赶至病榻前对他说:“组织了解你,你是好同志。”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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