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语言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陈望道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1957年，中文系新生陈光磊入学复旦，1962年考上了陈望道的研究生。1973年，正在下放劳动的陈光磊被恩师陈望道调回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已是83岁的陈光磊谈起恩师，思念尤深。
陈光磊说，有一次望老参加接待了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团，外宾问他，那时候怎么会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他回答说：“五四”运动时代，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命运，许多人在寻求中国社会怎么发展的方向。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涌进来，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名目的主义，还有影响比较大的马克思主义。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把它翻译介绍进来，供大家研究。
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
陈光磊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先生陈望道对他说的最后的话。那是1977年10月24日，87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吃了一颗馄饨，就吐了出来，他轻声地对陪护自己的学生陈光磊说：“我吃不下了。”当晚，先生病危，抢救持续了五天，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0月29日凌晨4时，陈望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其实在1975年的春天过后，陈望道的健康状况就变差了，不得不遵医嘱入住华东医院治疗养病。从那时起，陈光磊便与先生家人轮流在医院陪护，直至1977年10月，侍奉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后岁月。陈光磊说，他对导师望道先生始终抱着高山仰止之心。
陈光磊说在医院里，望老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都要沏龙井茶喝，喜欢吃硬一点、脆一点的食物，像烤面包，鱼饼之类的。望老吃饭吃得极快，常会呛得咳起来，我就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说：慢点儿，慢点儿。有时我就让他‘暂停’。”陈光磊说，望老告诉他，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认为吃饭太费时间，所以吃东西就像赶任务似的，三下五除二解决算数，后来想慢也慢不下来了。
谈起望老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光磊说，“看书读报依然是恩师在医院里每天的功课。有一段时间，他还常常读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先生虽然体能日渐衰弱，但思路一直很清晰，谈话作文还是那样简洁明确。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学术思考，直到生命路程的终点。”
64年过去了，但陈光磊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初次见到望老的情景。“那年先生67岁，身穿灰白色的中山装，中等身材，体态端庄，皮肤黝黑，颧骨高且棱角分明，透露出朴实坚毅的精气神。”那是1957年复旦大学迎新会上，校长陈望道先生在台上致辞，大一新生陈光磊和中文系的同学们坐在右侧的前几排，听得入耳、看得真切。“望老讲话比较舒缓，还带着浓浓的义乌腔。”陈光磊回忆道。
陈光磊说自己能够考上陈望道的研究生，其中也有些小插曲。陈光磊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在胡裕树教授指导下，谈如何运用陈望道的文法理论探讨汉语词类问题。论文完成后，胡裕树便鼓励陈光磊报考陈望道教授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生。可陈光磊却有一丝顾虑和担忧。原来，几年前陈望道和吴文祺、邓明以两位老师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讨论。那时还在读大三的陈光磊也撰文，提出了与望老不同的看法。“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先生会不会因为此事，认为我对他不尊重而存有看法呢?”陈光磊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胡裕树教授。但胡教授却对陈光磊说:“望老对人不是这样的，尤其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后来事实证明胡裕树教授说的是对的。陈光磊如期收到了通知，被录取为望老的研究生。陈光磊说直到现在，想起这个事，内心就会觉得很温暖。胡裕树老师所说的“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陈光磊说自己是有着切身感受的。
不唯上、不崇洋、不迷古、不媚俗
陈望道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今年教师节陈光磊去国福路51号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旧居参加活动。陈光磊说在旧居看到先生栩栩如生的蜡像，感到亲切和激动：“先生创建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就设在先生家的楼下，因此国福路51号既是望老最后20余年生活及从事教育、科研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语言研究室同仁们日常学习、工作的地方。我曾跟随先生学习、工作了好多年，许多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通常，望老每周四或周五都会从楼上下来同大家谈论学术问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经常下来同大家讲。先生晚年的文法修辞思想，大都是先在这里讲述，然后公开发表的——这里是学术论坛，也是学术课堂。”
陈光磊回忆起望老个别指导自己的情景：“先生不是一章一节地给我上课，而是布置读书，要求写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望老同我讲话，开始是坐着的，说着说着，他会站起来，并且边说边踱步，我自然也就马上跟着站起来，他总是用手做一个按住我的姿势，叫我坐着听。”望老有时候也会幽默一下，有时大家会为了一个问题争来争去，却又无新材料、新见解，“先生会说，大家不要急，不要拉锯战，木匠拉锯可以锯木头，我们拉锯不太能解决问题，还是先多研究一下再讨论。”
陈望道主持复旦大学校政25年，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他提议下，学校规定校庆期间一定要举行学术报告会，当然，更要求平时多展开学术活动。
陈望道曾给全体中文系学生做过一个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陈光磊说，这次报告影响了很多中文系同学，在那次报告中，望老谈了怎样读书、怎样做学问等许多道理，特别提出和论证了做学问要用“古今中外法”；要广泛吸纳古今中外的知识，又须克服全盘西化和全面复古的倾向。后来他又说：“关键是要能‘化’，我们讲语言研究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也就是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诚于教育、勤于学问
陈光磊赞叹望老是极有人格魅力的。有个在复旦流传甚广的故事：当年贾植芳教授刚到复旦来的时候，生活不大宽裕。陈望道就请夫人蔡葵去看望他，对他说：“我们陈先生讲，您贾先生手面大，那点工资怕不够花。我们一家才三口人，钱用不完，请您帮我们花掉一些。”于是，蔡葵每个月都给贾先生送40元过去。贾植芳后来幽默地说：“他们要是说补助给我，我就不要了。既然说帮着花钱嘛，这个忙还是要帮的。”1963年秋，陈望道陪夫人蔡葵到青岛养病，发现那里的绿植很丰富，就自己出了1000多元钱，为复旦大学购置了百日红、马尾松、蚊母树等一批树苗种在校园里。陈光磊说，望老和夫人蔡葵对金钱一向看得很淡，“望老曾写过一篇短文《旧路》，谈了自己的金钱观：金钱是革新者人格的鉴定表，一旦拜金就会失了人格，绝不能走‘人格金钱化’的旧路。”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印在陈光磊的记忆里，中文系蒋天枢教授德高望重，有一次，蒋天枢教授来看望望老，两位大学者见面时态度热切，长时间地握着手说话，谈的都是家常话，互问互答各自近期起居饮食，吃什么药物等等。这两老在许多学生心目中是严肃的长者，可此时两人的交谈显得那么轻松自在，神态慈祥。辞别时，陈光磊代先生送蒋天枢教授出医院大门。就在这一段送行的路上，蒋天枢教授对陈光磊说：“陈先生做系主任、做院长的时候，都是为我们下面的人讲话的。陈先生肯为下面的人说话，所以下面的人也都拥护他。”陈光磊忽然明白了这位以耿直出名的蒋教授之所以会与先生那么亲切相交的原因了。
陈光磊总结他对陈望道精神的认知一言以蔽之便是:“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诚于教育、勤于学问。”这十六个字的概括，堪为精当。
作家叶永烈在他的报告文学《秘密党员陈望道》的开头，用了陈光磊回忆先生的一个细节：“1975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睡觉时，总是保持一种奇特的姿势，双手握拳，双臂呈八字形曲于胸前。他关照常来照料他的研究生陈光磊道：‘我睡着时，倘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他睡着时，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握着的拳头便会在睡梦中‘出击’！请别误会，这位老人并非上海武术协会会长，他是道道地地的文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
“因为望道先生练过武功，无论站着或坐着，他的姿势都是端直的，晚年也绝没有弯腰驼背的龙钟之态，即使在最后的岁月里，我搀扶着他散步，虽然步履缓慢，但身板依然是挺着的。”陈光磊说，“望道先生，端直挺拔，一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