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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陆续编译、出版了9种书籍。第一种，是日本堺利彦著、李达译的《女性中心说》；第二种，是日本高畠素之著、夏丏尊和李继桢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三种，是英国派纳柯克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第四种，是日本高畠素之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第五种，是英国唐凯司德著、周建人译的《遗传论》；第六种，是日本安部矶雄著、李达译的《产儿制限论》；第七种，是英国麦开柏著、太朴译的《进化》；第八种，是日本山川菊荣著、祁森焕译的《妇人和社会主义》；第九种，是瑞典爱伦凯著、沈泽民译的《儿童教育》。这些书籍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尚未修缮时的中共一大会址 （资料图片）
新时代丛书社创办于1921年6月，是中国第一个红色编译机构。它不仅推出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还曾掩护中共一大会址。
报上登出《“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回忆》说：“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本年（即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11月（应为12月），他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陈望道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在党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陈独秀赴粤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因而，包惠僧的《怀念李汉俊先生》这样评价：“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1921年3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有意见分歧，故辞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由李达接任。尽管如此，他仍勤恳地参与党组织的工作。
在筹备中共一大时，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为联络处，李达和李汉俊在此准备大会文件，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其成员，通知各地派代表赴沪开会。
李汉俊主动提出将“李公馆”的客厅作为中共一大会址。1920年秋，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同盟会元老）从上海白尔路 (今自忠路)三益里迁居于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这时，李书城去了外地，寓所里只剩下李汉俊和几个家眷。此处作为中共一大会址很合适。
为了确保中共一大会址的安全，李汉俊又与李达等在“李公馆”创办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了《“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登载了此文。李汉俊执笔的《“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申明：“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我们以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受到益处；我们又相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纵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知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这是和上面说的一层互相关联的，普及两字在另一意义上就是筑根基，各种讲科学讲思想的入门书在现今确是很需要，便是主张‘提高’的，这一步也是跨不过。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但进学校读书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就连看点自修书的时间和经济也不能人人都有的。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去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学的门径。”同时，公布“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不限册数，或编或译，每册约载三万字”；“编辑人”是李大钊、李季、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戴季陶、经亨颐，其中多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按：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转新时代丛书社”。因新时代丛书社设于“李公馆”，自然就由李汉俊具体负责。
中共一大会址化险为夷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的客厅开幕。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后查明他叫程子卿，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又匆忙退出。马林判断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代表们迅速分散离开。
中共一大会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是因为参加会议的马林开展革命活动多年，早已受到监视。据马林事后向共产国际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铺。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作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抵沪后，上海租界当局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
仅隔10多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疾驶到“李公馆”，法籍警官厉声质问房主李汉俊：“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这些家伙的气焰有所收敛，并搜查得比较马虎，最终悻悻而归。至于李汉俊到底对巡捕们说了什么，他因在1927年12月牺牲，未留下回忆资料；但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披露，在巡捕们离开后，他曾前往探视，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由此可见，留下应变的李汉俊是以新时代丛书社召集作者座谈的理由，与巡捕们周旋；既然是公开的编译机构，编者与不同思想倾向的译者在一起谈出书选题也顺理成章，巡捕们只好不了了之。于是，中共一大会址化险为夷，撤离的代表们也避免被追踪，并顺利转移到浙江嘉兴，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
先后编译、出版九种书籍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陆续编译、出版了9种书籍。
“新时代丛书”第一种，是日本堺利彦著、李达译的《女性中心说》，1922年1月出版，“译者序”注明为1921年7月6日所撰，这显示中共一大召开时它早已译毕，万一遭密探深究，便可作该社真实存在、正常运转的一件物证；第二种，是日本高畠素文著、夏丏尊和李继桢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1922年3月出版；第三种，是英国派纳柯克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1922年1月出版；第四种，是日本高畠素文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1922年4月出版；第五种，是英国唐凯司德著、周建人译的《遗传论》，1922年6月出版；第六种，是日本安部矶雄著、李达译的《产儿制限论》，1922年10月出版；第七种，是英国麦开柏著、太朴译的《进化》，1922年12月出版；第八种，是日本山川菊荣著、祁森焕译的《妇人和社会主义》，1923年11月出版；第九种，是瑞典爱伦凯著、沈泽民译的《儿童教育》，1923年12月出版，这些书籍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22年6月，“新时代丛书”第五种《遗传论》出版时，通信处开始变更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转新时代丛书社”；6月6日，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介绍了“新时代丛书”第二种《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三种《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这表明他直至离沪赴鄂前仍为此丛书忙碌着。
如今，上海图书馆仍收藏着整套“新时代丛书”。这些书籍均为32开本，每册仅数万字，文字通俗易懂；封面设计既新颖别致又体现出版宗旨，黑体书名非常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5字，那紧握的双手图案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相关译著全部采用“马克思”译名，这与现在的规范译名相一致，而此前出版界则有“马客偲”（见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玛古斯”（见杜士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马陆科斯”（见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译名，有些混乱。正因如此，新时代丛书社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曾再版，而《女性中心说》和《遗传论》还曾推出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