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新印刷所旧址陈列的20世纪20年代手扳式印刷机复制品 （资料图片）
百余年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沪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又新印刷所，出版、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此后，又陆续有了众多其他中译本。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似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砥砺奋进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在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同时，还将它寄往全国各地，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共产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形成燎原之势。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之一，他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回忆：“一九二0年十二月，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头两次座谈，就是我与陈独秀、沈定一等三人，以后几次邓中夏、李汉俊也参加了，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在沪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会面，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8月，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销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9月，建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常一起研究俄国革命，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其间，毛泽东还与蔡和森及新民学会骨干讨论建党问题。至11月，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主要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等。
1920年9月中旬，张申府来到上海，曾与陈独秀会晤。他的《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回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0年八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当年，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搜集、采购、收藏、出借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会内有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20种，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即为其中之一，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此书；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骨干多为该会成员，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他们的重要学习材料。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俄文稿）提及：“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提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陈望道译的，考茨基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与之相呼应，包惠僧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说：“（1920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会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按：此书名应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由陈独秀主持起草），则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理想。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极大地提升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又新印刷所旧址铭牌 （资料图片）
“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夏，在老渔阳里与陈独秀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情景，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6年后，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谈话中，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对曾志谈起自己怎样研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成员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不仅自己研读《共产党宣言》，还号召全党学习，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5本马列著作，第一本是《共产党宣言》。
1922年11月，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赠送了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在革命、建设的不同时期，朱德始终以“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1976年5月18日，朱德收到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成仿吾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立刻爱不释手，对照旧译本认真进行研读；5月21日，他不顾已90岁高龄，亲自到成仿吾住处探望，并说：“我看见你的书，很高兴。这本书很有意义，对世界都有意义，我们有些什么问题搞不清楚，都要请教马克思，要看这本书。”
1920年秋，刘少奇已成为青年团员，他与任弼时、萧劲光等分别由湘抵沪，入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学习，翌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作为必读书籍。萧劲光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在谈外国语学社时说：“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刘少奇后来回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从这本书中，我了解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于是，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始终不渝。
1920年11月，周恩来从上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26年后，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忆及自己当年“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1921年10月，周恩来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揭露勤工俭学生遭迫害，文中引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在战争年代，身兼党政军要职的周恩来在运筹帷幄之余，常挤时间研读《共产党宣言》等；他在延安学习《共产党宣言》时，还在封面上亲笔签名，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这本书，书上可见“周恩来，一九四三、十二、卅 延安”的手迹。1949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1975年1月，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罹患重症的周恩来还急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已找到首译本，并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
1920年9月，邓小平在上海乘“盎特莱蓬”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此后，邓小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初次研读《共产党宣言》，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后来回忆：“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1929年12月，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之际，向李明瑞推荐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刊。1965年8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共青团工作汇报时提出：“大学生还可以读一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要选读得宽一些，知识面要搞得广一些。”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思想之源，引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而不懈奋斗，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最近，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又新印刷所旧址已建成红色场馆，在此参观令人心潮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