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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和平老人”邵力子
孙萍/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头条 | 2021-07-28 07:30 字号
1946年10月18日,中共代表与各党派代表在上海举行非正式商谈后合影,前排左四为邵力子、左五为周恩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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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举人到南洋公学特班学生,他完成了由传统士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从同盟会会员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积极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筹备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到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他为国内和平奔走呼号,被誉为“爱国和平老人”。他,就是交通大学第一位校友党员、南洋公学特班学生邵力子。
邵力子(1882—1967),近代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先后在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学习。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民国日报》。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他是中国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第一人。五四运动后,他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积极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
孜孜不倦 勤敏好学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原名景奎,字仲辉,邵力子这个名字是他在1910年10月创办《民立报》时为自己改的。当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这句中取了“力子”一词为名,自称为“勤劳之人”。
6岁时,他就进入私塾启蒙读书。1898年,受戊戌维新思想的影响,16岁的邵力子先后赴上海求志学堂、广方言馆及苏州中西学堂求学。1901年,南洋公学为实现从速培养人才的教育诉求,开设经济特科班(简称特班),旨在“以待成才之彦士有志西学”,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是年5月,公学举行两次特班招生考试,加上其后个别招收的插班生,先后就读特班的学生共计43名。邵力子(时名邵闻泰)参加的是第二次招考,经过初试和复试两轮严格选拔,他与李广平(李叔同)等成为第二批录取的学生。
出任特班总教习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是邵力子的绍兴老乡,邵力子从他那里不仅读了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书,还学到了“无所不容,有所不为”的态度。
蔡元培采用独特的教育方法,给学生开列一长串科目,包括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伦理等,由学生根据自己兴趣爱好选择一两门,参照书目次序自由阅读。每天写读书札记交给他,隔一两天经他翻阅后写上批语发还。每月还有一次命题作文,题目大多针对时事,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传播新知中启发青年学子的爱国救国思想。特班学生与蔡元培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时隔40年,邵力子称蔡先生是“最有影响的两位老师之一(另一位指马相伯)”;蔡元培则评价邵力子为“善为文,努力革命”。
邵力子在特班求学期间,孜孜不倦,勤敏好学,日有增益,成绩优异。据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蔡元培手书的《特班生月课积分表》所示:1901年,邵力子月考成绩总平均分为90分,名列全班第四。
1902年10月3日,公学向盛宣怀呈报《特班生学年大考成绩表》。邵力子名列第二,其各门功课评语与成绩分别是:外交学评语:“洞明公法原理,能持平议于外交界”;文词“隽永”;行仪“精悍”;算学、英文、日文皆“甲等”。
1902年,邵力子回浙江杭州应乡试,考中第67名举人。按通例,中举后可进京参加会试。已在南洋公学接受新式教育熏陶的邵力子“轻科举”而不去,径自返沪,仍回特班学习。是年11月,因公学学生及部分教习的自由平等意识与传统礼教、宗法思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引发“墨水瓶事件”,包括特班学生在内的二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邵力子参与其中,愤而离校。继之,他加入以公学退学学生为主体组建的爱国学社。
筹备“一大” 起草文件
在中国新旧教育递嬗、风潮迭起之时,青年邵力子激荡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南洋公学,正是邵力子系统接受近代知识教育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两年的特班学习经历,推动他完成了从传统士子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蜕变,初步形成爱国、民主思想,对其整个人生道路及思想进步奠定了基础。
1906年,邵力子留学日本,随后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矢志不渝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07年归国后,他在上海投身宣传革命、传播新思想的报业活动,相继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力子”为笔名,批评时政,文字犀利。1916年,邵力子出任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经理兼新闻编辑。1919年,他在《民国日报》开辟副刊《觉悟》,并担任主编6年,以宣传马列主义、反帝反封建为主旨,陆续发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恽代英、沈雁冰、任弼时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的文章,还组织发表恩格斯《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共产主义与社会的进化》等经典著作的译文。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上首发的。同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邵力子是其中的元老级人物。
1920年5月,邵力子与南下来沪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夫妇。随后,邵力子与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邵力子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跨党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特殊的中共党员。经组织许可,他不经常参加小组开会。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身份,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
1921年7月,李达、李汉俊、邵力子等在渔阳里2号进行紧张的中共一大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加了会议组织联络和总务工作。当大会无法在上海继续进行时,他与王会悟等建议大会尽快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续开。当大会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之际,邵力子在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为“光亮”撰写的《再与太补论主义底选择》一文,文中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
追求光明 为国为民
1922年,邵力子出任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共产党派谭平山出席。中国共产党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在8月欢送谭平山、邵力子出使苏联的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发言,决定让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
尽管邵力子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及根据工作的需要,于1926年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追求光明、为国为民的初心一生未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在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与爱国将领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筹划并领导了水利、拓荒、交通、文教等各项建设事业,为西北建设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力主接受中共协议条款,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国内和平协定》遭国民政府拒绝后,邵力子留居北平。同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位一生致力于祖国和平事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孜孜奋斗的“爱国和平老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责任编辑:谷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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