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18日，中共代表与各党派代表在上海举行非正式商谈后合影，前排左四为邵力子、左五为周恩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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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举人到南洋公学特班学生，他完成了由传统士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从同盟会会员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积极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筹备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到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他为国内和平奔走呼号，被誉为“爱国和平老人”。他，就是交通大学第一位校友党员、南洋公学特班学生邵力子。
邵力子（1882—1967），近代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先后在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学习。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民国日报》。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他是中国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第一人。五四运动后，他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积极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
孜孜不倦 勤敏好学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原名景奎，字仲辉，邵力子这个名字是他在1910年10月创办《民立报》时为自己改的。当时，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这句中取了“力子”一词为名，自称为“勤劳之人”。
6岁时，他就进入私塾启蒙读书。1898年，受戊戌维新思想的影响，16岁的邵力子先后赴上海求志学堂、广方言馆及苏州中西学堂求学。1901年，南洋公学为实现从速培养人才的教育诉求，开设经济特科班（简称特班），旨在“以待成才之彦士有志西学”，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是年5月，公学举行两次特班招生考试，加上其后个别招收的插班生，先后就读特班的学生共计43名。邵力子（时名邵闻泰）参加的是第二次招考，经过初试和复试两轮严格选拔，他与李广平（李叔同）等成为第二批录取的学生。
出任特班总教习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是邵力子的绍兴老乡，邵力子从他那里不仅读了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书，还学到了“无所不容，有所不为”的态度。
蔡元培采用独特的教育方法，给学生开列一长串科目，包括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伦理等，由学生根据自己兴趣爱好选择一两门，参照书目次序自由阅读。每天写读书札记交给他，隔一两天经他翻阅后写上批语发还。每月还有一次命题作文，题目大多针对时事，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传播新知中启发青年学子的爱国救国思想。特班学生与蔡元培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时隔40年，邵力子称蔡先生是“最有影响的两位老师之一（另一位指马相伯）”；蔡元培则评价邵力子为“善为文，努力革命”。
邵力子在特班求学期间，孜孜不倦，勤敏好学，日有增益，成绩优异。据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蔡元培手书的《特班生月课积分表》所示：1901年，邵力子月考成绩总平均分为90分，名列全班第四。
1902年10月3日，公学向盛宣怀呈报《特班生学年大考成绩表》。邵力子名列第二，其各门功课评语与成绩分别是：外交学评语：“洞明公法原理，能持平议于外交界”；文词“隽永”；行仪“精悍”；算学、英文、日文皆“甲等”。
1902年，邵力子回浙江杭州应乡试，考中第67名举人。按通例，中举后可进京参加会试。已在南洋公学接受新式教育熏陶的邵力子“轻科举”而不去，径自返沪，仍回特班学习。是年11月，因公学学生及部分教习的自由平等意识与传统礼教、宗法思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引发“墨水瓶事件”，包括特班学生在内的二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邵力子参与其中，愤而离校。继之，他加入以公学退学学生为主体组建的爱国学社。
筹备“一大” 起草文件
在中国新旧教育递嬗、风潮迭起之时，青年邵力子激荡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南洋公学，正是邵力子系统接受近代知识教育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两年的特班学习经历，推动他完成了从传统士子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蜕变，初步形成爱国、民主思想，对其整个人生道路及思想进步奠定了基础。
1906年，邵力子留学日本，随后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矢志不渝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1907年归国后，他在上海投身宣传革命、传播新思想的报业活动，相继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力子”为笔名，批评时政，文字犀利。1916年，邵力子出任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经理兼新闻编辑。1919年，他在《民国日报》开辟副刊《觉悟》，并担任主编6年，以宣传马列主义、反帝反封建为主旨，陆续发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恽代英、沈雁冰、任弼时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的文章，还组织发表恩格斯《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共产主义与社会的进化》等经典著作的译文。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上首发的。同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邵力子是其中的元老级人物。
1920年5月，邵力子与南下来沪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夫妇。随后，邵力子与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邵力子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跨党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特殊的中共党员。经组织许可，他不经常参加小组开会。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身份，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
1921年7月，李达、李汉俊、邵力子等在渔阳里2号进行紧张的中共一大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加了会议组织联络和总务工作。当大会无法在上海继续进行时，他与王会悟等建议大会尽快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续开。当大会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之际，邵力子在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为“光亮”撰写的《再与太补论主义底选择》一文，文中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
追求光明 为国为民
1922年，邵力子出任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共产党派谭平山出席。中国共产党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在8月欢送谭平山、邵力子出使苏联的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发言，决定让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
尽管邵力子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及根据工作的需要，于1926年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追求光明、为国为民的初心一生未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在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与爱国将领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筹划并领导了水利、拓荒、交通、文教等各项建设事业，为西北建设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力主接受中共协议条款，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国内和平协定》遭国民政府拒绝后，邵力子留居北平。同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位一生致力于祖国和平事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孜孜奋斗的“爱国和平老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