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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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15岁的任弼时考入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入学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任弼时和其他学校湘阴籍的同学组成一个宣传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进行爱国宣传。从此，任弼时逐渐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指点江山、针砭时弊进而投身到实际的斗争中去。
从长沙抵达申城
1920年暑假，任弼时和同学萧劲光商量找点事做，为家里减轻负担。萧劲光后来回忆当时两人的想法时曾这样说道：“青年人总是有理想的，我们不愿在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马，做一个仅仅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人，而想寻找我们理想中的最好的出路。”在当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一部分人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正在这时，任弼时听说长沙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弼时和萧劲光在俄罗斯研究会听了几次课，初步了解了俄国革命是建立工农当家作主、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两人慢慢认识到，“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革命”。不久，留俄勤工俭团选派第一批留俄预备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乘坐小轮船到岳阳，然后换乘长江轮，顺流而下，东去上海学习。这是任弼时新生活的开端。
近代百年的上海史，是一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缩影。当时，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划成各自的租界。在租界里，任弼时和同伴们“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却好似在异国他乡。外国语学社是在1920年夏季筹建的，公开挂牌“外国语学社”，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生，作为掩护，“实际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训干部的‘党校’”。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最早刊登了招生广告：“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校址就设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虽说公开向社会招生，但学生中很多人是经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人士介绍而来，任弼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那是一幢二层的石库门楼房。学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后来，刘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学习过。除了选送到莫斯科学习外，其他则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为中共早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报到后，住在外国语学社附近贝勒路（今黄陂路）的宿舍里。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费用由学社提供。生活虽然清苦，但一想到将来去俄国学习知识，回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大家学习的劲头就非常足，特别是对学习俄文十分刻苦。
学社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教授俄语的是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助手是旅俄华侨杨明斋，还有一位19岁的女孩，叫王元龄，刚从哈尔滨俄文学校学成回沪，大家都叫她“王小姐”。除了学习俄语外，学社还请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教授，给学员们讲解《宣言》，请作家沈雁冰（茅盾）和《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同时，还在学员中成立工读互助团，组织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劳动界》与“华俄通讯社”誊写和校对稿件，收发信件，获得一点报酬作为零用。有时候，还让学员到工厂和贫民区去散发传单。
任弼时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它的机关就在俄文班的楼上，刘少奇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后，任弼时不仅仅学习，同时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他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到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面举旗杆的经常是任弼时和他的同学们。
当时，在这里学习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各地来的穷学生，分散居住，集中学习，除外语外，还可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以及介绍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更叫我感到新鲜的是，不但没有照广告上说的‘月纳学费银二元’，而且管吃、管住，大家劳动，扫地、干活、参加社会活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过着全新的公社生活。对我这个山里人来说，渔阳里6号简直成了这个十里洋场里的极乐园。”
学校重视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等，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任弼时在外国语学社，除了学习俄文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的课。学社给每位学生发了一本《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是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共产党宣言》对于刚到上海不久的任弼时来说并不是很容易读懂，好多术语都看不明白。陈望道主讲马列主义的课，每个星期日讲一课。每次上课的时候有二三十人，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也在这里上课，他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做工，是从工厂来到外国语学社的。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任弼时等二十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其中包括任弼时、罗觉（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等。
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时间过得很快，近8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21年年初，中共发起组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杨明斋和包惠僧负责，选派外国语学社中的团员和青年30人左右赴俄国留学。从当年3月起，分批启程。当时的交通路线有3条：第一条，从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换乘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到苏俄的赤塔。但此路因需通过张作霖控制地区，很不安全，时有赴俄学生被捕。第二条，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换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再换中东铁路到满洲里过境。南满铁路虽在张作霖的控制区内，但铁路线是属日、俄共同控制，较第一条交通线安全些。第三条，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直驶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换乘西伯利亚铁路到伯力，不经过东北张作霖的控制区。不论走哪条路线，即使是得以进入俄国的远东地区，仍是险象环生，困难重重。青年学生不得不化装成小商贩、理发师……在鞋底或衣服中藏好绝不外露的团员和留学的证明，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征程。第三批的任弼时、萧劲光等决定走海路去莫斯科。
出发前，任弼时收到了父亲任裕道写来的家信，信中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捧读之余，泪随之下”。他思虑再三，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他劝慰父母，“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投寄了这封家书后，就和萧劲光、任作民等十余人，登上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踏上了赴苏之旅。为了躲避军阀的检查，任弼时扮成理发师，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上路，途中互相假装不认识，暗中彼此照顾。
经过数月冰天雪地的长途跋涉，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三十多人终于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的革命者而设的。他们在异乡他国，啃黑面包，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住了考验，思想上更加坚定和顽强。任弼时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