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沪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为了开展宣传工作，亟须有一份机关刊物。有些学者曾认为，第一份党刊是同年11月7日问世的《共产党》，其实，在此前两个多月，《新青年》已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还建立了新青年社，由它承担多种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旧址

实现一个新的跨跃
《新青年》（第一卷刊名为《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沪问世，系月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发行。那时，《新青年》编辑部设于上海白尔路吉益里21号（今太仓路119弄35—36号，原建筑已不存）；1917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新青年》创刊伊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它是中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
1920年春，陈独秀从北京返回申城，不久搬入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诞生后，《新青年》在沪改版仅用了一个月，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它实现一个新的跨跃，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仍为月刊，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总发行所由苏新甫负责；随即，脱离上海群益书社，由新青年社出版。该期封面正中有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茅盾回忆录》说：这一设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译稿和文章，介绍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情况和建党经验，以及列宁的生平和著作等，让民众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
1920年12月，《新青年》为了抨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大讨论，发表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工业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悲惨比欧美日本之无产阶级更甚”“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发达程度也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中国完全有可能“网罗全部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谋求“政治的经济的解放”。
“新青年丛书”广受欢迎
新青年社作为第一个综合性红色出版机构，除了出版《新青年》外，还负责印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是“新青年社”名称初次见诸媒体。
从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广受欢迎。“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10种，实际付梓8种，其中有李季译、蔡元培写序的《社会主义史》（“新青年丛书”第一种），陈独秀、李达等撰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丛书”第二种），黄凌霜译、张伯坚校的《哲学问题》（“新青年丛书”第三种），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六种《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英文书名“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今译《和约的经济后果》），由陶孟和、沈性仁译，著者为坎斯（今译凯恩斯），系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919年12月出版后，受到列宁的高度重视，他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时，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矛盾全面尖锐化，提到凯恩斯的名字达20多次，也多次引用该书相关数据和观点，并指出：“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当年，新青年社出版凯恩斯这部成名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给我国读者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提供了新资料、新见解。
由于新青年社的出版物颇有声誉，该社总发行所常热闹非凡，大批学生和青年工人屡屡光顾，他们成为早期党刊引领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其中的许多先进分子后投身于革命事业。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 （资料图片）

改成季刊重新出版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6月15日，《新青年》在广州复刊，并另行编号，从原先的月刊改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编。
复刊伊始，瞿秋白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本刊“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并明确表示：“《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份理论性机关刊物，政治特色鲜明，文章主题集中。这份季刊不设固定栏目，共出版4期：第一期为“共产国际号”，侧重于介绍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纲领文件和相关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第二、第三期，侧重于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成果；第四期，侧重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几期发稿50余篇，近半为译文，其中除了共产国际决议、会议纪要及赤色职工国际决议，还有不少列宁的文章，如蒋光赤译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任弼时译的《中国战争》及李仲武译的《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
1924年12月，《新青年》不得不又暂时休刊。翌年4月，再次复刊，原定出版月刊，因条件困难实际成为不定期刊，罗亦农等相继担任主编；不定期刊共出版5期，首期是纪念列宁专号，随后推出过“世界革命”专号，还发表了瞿秋白的《列宁主义概论》《实验主义与革命》等重要文章。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
这一阶段，《新青年》仍不负使命，努力承担了系统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任。
大革命后期的“新青年社丛书”
在1923年秋，新青年社将所存的《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京汉路工人流血记》等10多种存书和各省代售处账款，全部转给党组织新创办的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建立于1923年11月，店址在沪南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后为人民路1025号，原建筑已不存)，此系沿街老式房屋，一楼一底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招牌。该店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广告，阐明宗旨：“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该店实际是新青年社的延续，而且更出色地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不仅承担《新青年》季刊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发行任务，重印新青年社的读物，还出版了30多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化的新书。1925年冬，毛泽民(毛泽东胞弟)抵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后，又对上海书店印刷发行业务进行积极拓展，在海外也设立分支机构。1926年2月，上海书店遭军阀当局查封。不久，党组织在武汉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
大革命后期，瞿秋白曾在武汉以新青年社名义，出版他主编的一套“新青年社丛书”，其中有《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劳动运动史》《共产主义的ABC》 等。至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还重印了《新青年》，征订单印有蔡元培、胡适对该刊的高度评价。
在党史中，《新青年》拥有多个“第一”。可以说，它从文化先锋到革命罗针，完全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