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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政治主义谈》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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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表明，陈独秀应是在1920年6月下半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并开始实质性运作。这个红色出版机构就设于陈独秀的寓所即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此进行校勘和编辑。
百年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在沪问世。许多人可能不知晓，在共产主义先驱筹划出版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后也称为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它是中国红色出版的源头。
《星期评论》编辑部响应“时代之召唤”
近代上海，由于学术信息和出版条件等方面的优势，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窗口。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颉德（按：今译基德）所著《社会演化》前三章(出版单行本时书名译为《大同学》)，其中谈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在中国对《共产党宣言》内容的最早介绍。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界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在所撰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它的相关章节。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当年，在沪印行的《星期评论》（编辑部设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原石库门建筑现已不存，遗址位于今翠湖天地御苑住宅小区），由早期共产主义者负责编辑，它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先进行连载，继而再设法出版单行本。参与编刊的邵力子想到一位译者人选，那就是多次向自己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他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于是，便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讨论中提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个建议得到了同仁赞成，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陈望道担当重任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早春的杭州，依然比较冷。这天，陈望道正准备出门，邮差来到他暂住之处，递交一封上海来信。他拆开一看，是邵力子寄发的，以为又要让自己给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撰稿；经细阅方知，这是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他不由心中暖流涌动，小房间内的寒冷似乎都被驱散。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义乌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又来到申城补习英语，打算赴欧美留学，但限于经济条件等未能如愿，遂前往日本。抵达东瀛，他结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常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返回杭州，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与进步师生一起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轰动全国“一师风潮”事件的核心人物。因遭顽固的守旧势力围攻，他刚愤然离职，就收到邵力子的函件，心里十分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却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
陈望道返回义乌故里，在分水塘村老宅，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着手进行翻译。他经数十天的艰苦奋战，于4月底基本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任务。不久，他接受《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赴沪，参与编刊；当他提着箱子赶到申城，寻抵《星期评论》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见到……李汉俊、沈玄庐，还有沈雁冰、李达”。
陈望道在上海又悉心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了整理，李汉俊、陈独秀校勘。《星期评论》正准备连载《共产党宣言》，不料该刊突然遭查禁。
陈独秀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
那时，陈独秀等正在沪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对《星期评论》发生的意外变故，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他决定创办一个红色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直接出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不久，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先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石库门建筑内设立新印刷所（名称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据查，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出至第五十三号遭查禁；6月27日，《俞秀松日记》提及：“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译文来对校了”，第二天则记：“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这表明，陈独秀应是在1920年6月下半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并开始实质性运作；这个红色出版机构就设于陈独秀的寓所即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此进行校勘和编辑。
社会主义研究社推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标明出版时间为 1920年8月；同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函件中，提及《共产党宣言》已出版，所以它的印刷日期肯定在此之前。该书竖排平装，小三十二开本，共五十六页，用五号铅字排印，共印一千册；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以后鉴别《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同年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社会主义研究社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再版，又印一千册，并纠正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几乎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之际，它的第一个中译本也在上海问世，这并不是偶然的。
最早的红色出版机构有作为
一些学者以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社会主义研究社便“功成身退”，其封面上标注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也仅是个“临时性的名义”。实际上，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社实实在在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曾计划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中推出多种重要书籍并付诸实施。
在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又出版了德国米里·伊·马尔西原著、李汉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主要成员之一）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笔者曾找到并翻阅过此书。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它扼要叙述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商品、价格、剩余价值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李汉俊作为译者在所撰写的序里感叹：“将马格斯（即马克思）经济学说，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为第一。”此书深受欢迎，成为各地党组织和团组织成员必读材料；毛泽东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则将它列入重要书目，数月便售出200册。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表了《谈政治》，其中明确指出：“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篇长文章是陈独秀早期思想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因而，社会主义研究社很快把它列入“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以《政治主义谈》书名出版单行本，封面印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
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其中这样说：“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大自鸣钟对面。”这表明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出版物引起人们瞩目，也表明该社处于秘密状态。
1920年9月后，因公开的新青年社在上海建立并积极运作，故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书刊出版任务，社会主义研究社遂完成了使命。作为中国红色出版的源头，该社虽仅存在数月，但它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功绩，值得永远被铭记。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原知存世仅十一册，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各有一册；2020年6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中又发现了一册。这样，全国共保存十二册，上海一地便有五册。
（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员、上海浦东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