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到，要安排党外人士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从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2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委员和国务院组成人员。
对李济深、张澜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异议
1949年9月，政协会议按程序进入人事议程。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共产党3个，民主人士3个。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民主人士3个副主席，宋庆龄众望所归，另外两位李济深和张澜就有争议。
有的共产党员说：李济深原来是个军阀，杀掉不少的共产党人。李济深投身民主运动也不算早，凭什么当副主席？
周恩来最了解李济深。周恩来向共产党代表解释，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
有不少人对张澜也有意见，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记得，当年国民党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是四川省“剿抚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了解张澜，张澜曾是朱德、罗瑞卿的老师。张澜老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办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张澜在四川担任那个委员长，实际在暗中掩护革命。而四方面军在当时的一些过火政策，也确实给党的工作带来被动。对于张澜，毛泽东曾有言评价：老成谋国！
周恩来请黄炎培出任政府副总理
周恩来在党内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因此，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多由周恩来提出意见。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十分尊重，在繁忙的会议中多次登门拜访。
民革、民盟两大党派都有副主席，周恩来又提名在工商界很有影响的民建领导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可是，黄炎培有出世思想，偏偏不愿做官。这天晚上，周恩来带着成元功到安儿胡同黄宅拜访。
不好应酬的黄炎培，门外贴着纸条：“来者事先打电话来，否则有失远迎。”门里狭窄的走廊堆满煤球，贵客还得注意行走。周恩来还是来了。周恩来在黑暗中通过煤球走廊，在黄炎培家中恳谈两个多小时，终于请得黄炎培“出山”。
保证党外人士顺利当选
人民政协一切按民主程序办事，实现人事安排，最后还要由选举决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反对旧时代的贿选恶习，因此，落实选票，中共只能着力打通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的思想。
1949年9月30日，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民主人士互相之间也在努力说服。
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顺利当选，而且票数相当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
政务院组成人员中有多位党外人士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对政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命。
四位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中，有两人是党外人士；21名政务委员中，有11人是党外人士；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党外人士占49个。其中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总理召开第一次扩大的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下属34个机构的领导人正式就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从上面的数字和说明中，都不难看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是名副其实的民主的人民的政府。
众多党外人士任职新中国的政府机构，当时在党内党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于来自党内的一些不同看法，各级负责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回忆说:
“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
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得到了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好评。曾出席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后来也回忆说:“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天下，但不统统用自己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
走马上任后发挥重要作用
担任政府部长的10位党外人士，来自不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阅历:傅作义是国民党起义将领，黄炎培、史良、马叙伦、朱学范等是著名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梁希是学者型的专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或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党的事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或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那么，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当中的一些细节，应该能引起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的兴趣。
茅盾(沈雁冰)作为著名作家，原本无意担当政府职务。他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劝说下就职的。他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中，有比较细致的回顾:
还在建国之初，周总理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时，他就婉言推辞，说他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妈妈更有她的如意算盘:她想在西湖边买一栋房子，定居杭州，让爸爸从从容容地写作。她说，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一直在国民党的通缉和盯梢之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可以安安定定地住下来，让爸爸把没有写完的几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找爸爸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爸爸问:“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主席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意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爸爸就当上了文化部长，一干就干了15年……
从程序上看，所有政府部长，都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提名；从实际情况看，几乎所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也都经过周恩来的直接过问甚至是耐心的劝说。
梁希的心态与茅盾有些近似，林垦部是在他的提议下成立的，但他并不想当部长。梁希是著名的林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1949年9月，在一届政协会议上，梁希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他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也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看了回条，颇为激动，又写下“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的条子，交给周恩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这样走上了林业领导岗位并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共产党打下的天下当部长，对于党外人士而言，做得到有职有权吗？还是只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摆设”？这恐怕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形势看，战争年代刚刚过去，国家百废待举，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在党内，不可能做到在所有国家建设领域都人才济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职业结构上看，这10位部长中，至少有5人属于“业务对口”:梁希、马叙伦都是业内的名家，邮电部长朱学范是邮务生出身，司法部长史良的本行是律师，文化部长茅盾是著名作家。另外5人担任部长，或许含有周恩来所说“要照顾这个历史”的理由，但他们在工作中究竟有没有实权，也要看一看当年的事实。
据史料披露，多数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无论是否业内专家，在本职工作中都为新中国的初创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突出的甚至是了不起的贡献，而并非在充当一个可有可无或有职无权的“闲差”角色。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据傅作义的秘书回忆，傅作义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到现场去，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了解规划、设计和施工情况，慰问受灾地区群众。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他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当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傅作义以年近花甲的高龄，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晚上曾露宿在三门峡附近的沙滩上。薄一波回忆说:“我曾把毛泽东主席鼓励宜生先生的一句话转达于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身体力行。”正是凭着一股干劲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傅作义很快就进入“角色”，对水利工作有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了解。他发表的有关水利的意见，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又有自己的构想。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针对“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的说法，傅作义曾站出来现身说法:“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钱正英也曾回忆说:“在长期合作共事中，他与水利部的许多中共党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74年4月，他在北京医院临终时，深情地紧握我的手，使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
卫生部长李德全上任后，迅速打开局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前身——中央防疫委员会，就是在李德全的直接提议下成立的；她号召并带头把卫生工作和妇女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妇幼卫生保健工作取得显著成就，这是她对人民卫生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在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主要流行病，全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增数以万计的病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当年山西平陆61个农民集体中毒，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全得悉求援电话后，深夜起来召集会议，组织紧急救援措施。经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出动飞机夜间投药，使中毒农民得以及时脱险。后来被拍成电影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再现了这一场面。显然，这不是一个“挂名”部长需要去做或所能做到的事情。李德全去世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说:“她当的是实职的部长，既不是有职无权的挂名部长，也不是与党争权。她很尊重党组，党组也尊重她。她有不同意见也敢提出。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搞特殊化，一贯艰苦朴素。她是很难得的女领导人。”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马叙伦就做过教育部次长，可谓资深教育家。就任新中国教育部长时，他已年过六十。他上任几个月后，就创办了《人民教育》杂志，一年多后又创办了旨在推动扫盲运动的《学文化》半月刊。应马叙伦之请，毛泽东分别为这两个刊物题了词和刊名。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的题词是“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曾多次给马叙伦写信或复信，就相关工作交换意见，如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正向他自己说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地行使职能的权利。
（原题为《【民主党派在一九四九④】党外人士的任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