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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今天，我们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不能忘记在上海解放前夕英勇牺牲的六位农工党革命烈士曾伟、虞键、刘启纶、郭莽西、郑显芝、焦伯荣，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激励广大农工党党员不忘合作初心，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
1949年5月7日，郑显芝、焦伯荣与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主人公李侠即李白烈士的原型）等12位烈士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秘密杀害于上海浦东严桥张家楼村戚家庙（戚家庙于明朝万历年间为纪念抗倭名将戚继光而建)北100米处（今世纪大道与浦电路交汇处）。
解放初期郑显芝、焦伯荣等烈士牺牲地的纪念石碑
1949年5月20日，郭莽西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市共和新路洛川东路一带（原宋公园附近的荒地，现为闸北公园及附近地方）。
1949年5月21日，曾伟、虞键、刘启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市共和新路洛川东路一带（原宋公园附近的荒地，现为闸北公园及附近地方）。
解放后在宋公园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的部分棺木
曾伟，又名曾天斛，广东惠阳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爱国者。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坚持抗战，追求民主和进步。曾任“南路人民抗日军”政治部主任，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局委员，民盟中央组织部委员、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兼港九支部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报》、《中华论坛丛刊》编辑等职。解放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投身抗战，救亡图存
1912年，曾伟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初中时丧父母，自学成才。他自幼阅读进步的革命书籍，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1932年淞沪抗战后，曾伟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军民，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开展抗日军事工作，曾伟到广东军事学校受训。他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坚定了抗战必胜的决心。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全国人民掀起抗战救亡高潮。曾伟任第12集团军158师团政训室主任，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在军中，他和郭翘然、李煦寰、卓炯等志同道合的“解委会”同志一起，密切联系，号召广大官兵团结抗战，杀敌报国。他们在广州创办宣传抗战的期刊《抗战农村》，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志愿团”，大力宣传抗战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伟随着部队由闽西南而潮梅而东江，开回广州参加抗战。他以全生命的热力，奔走在军民之间，沿途发动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召开军民群众大会，动员人民奋起抗战。他曾任“中山大学随军服务团”团长，活跃在广州近郊。1938年冬，日寇占领广州，曾伟随同“青年抗日宣传队”深入恩乎、阳春一带发动群众，筹划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后又参加广东战时动员委员会第140战时工作队，到阳江一带活动，他们面向群众，深入农村，在他们的抗战救亡宣传下，群众高唱救亡歌曲、高呼口号，声震四野，全城为之轰动，收到了空前的宣传发动群众的效果。
1940年曾伟担任第65军政治部科长，坚持进步，坚持抗日，积极拥护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1942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密令逮捕曾伟，他被迫流亡桂林，一面卖文为生，一面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1944年，日寇进犯湘桂，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战功显赫的前十九路军名将张炎将军决意回到家乡广东南路组织旧部，发动民众抗战。曾伟闻此消息，毅然告别临产的妻子，前往吴川协助张炎策划武装起义，发动民众组织“南路人民抗日军”。“南路人民抗日军”于1945年1月14日在吴川起义，张炎任军长，曾伟任军政治部主任。他们积极配合中共抗日游击队，面对日、蒋的围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在张炎将军牺牲后，曾伟率领队伍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汇合，直接接受中共领导，共同抗日。
追求进步，爱国民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粤南人民武装扫荡。曾伟被迫转移至香港，从事文化新闻事业，担任《人民报》及《中华论坛丛刊》编辑。他同时担任农工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局委员。他参加筹建港九民盟组织，并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兼港九支部委员会副主任.
曾伟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香港和九龙举行的多次大型纪念会和庆祝会上，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纪念冼星海歌咏大会等，曾伟都作为主持或主要报告人。他那英俊的外表，炯炯有神的目光，激情四射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善于辞令，极富演讲天才，对问题的分析精辟入里，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富有表现力的表情，像磁石般吸引着群众，会场里或鸦雀无声，或掌声雷动，群众的情绪汹涌澎湃。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投身到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1947年底以后，农工民主党及上海民盟转入地下活动，曾伟担任策反蒋方军政人员的具体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工作。他对学习也不放松，与同志互相鼓励，学习马列主义。1947年，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代表港九支部列席会议，并在会上汇报工作。后因反动派当局追捕，上海无法安身，他又重返香港。
曾伟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积极配合中共进行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947年上半年，中共党员伍旭得知曾伟在上海进行爱国民主活动后，立刻和曾伟取得了联系。中共华东局派遣伍旭到驻扎在沂蒙地区的六十五军去策动蒋军起义，曾伟和伍旭密切配合。曾伟多次与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副军长李明交流，劝他们认清形势，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投向人民。后来，六十五军在四川武装起义。曾伟还要求六十五军炮兵营长吴应朝利用参加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重庆）的机会广泛结交高级军官，拨给他活动经费，交代联系方式，长期指导，介绍他与当地组织联系。吴应朝在重庆、成都军界同学中进行联系和宣传，并与欧震等将领一起在陆军大学形成一股向往进步的力量，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争取了罗广文兵团、辎汽三团以及川军的一些部队参加起义。
1949年3月29日，在上海组织方面函电相催下，曾伟由香港转广州飞上海。4月5日，他和刘启纶来沪与曾伟、虞键、申葆文等华东局领导人在山阴路恒盛里47号研究策动芜湖、太湖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一事，会后在路上和虞键边走边谈，商量工作，不幸被国民党军警抓获。在这危难时刻，他们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志发出信号，使他们得以脱身。
曾伟被捕后，立即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保全了上海、广东等地的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强不屈，神态自若，在狱中读书、唱歌，安慰、鼓励狱友同志坚持斗争。他还通过墙隙安慰一位民主党派的老同志，说：“我们牺牲了，后面还有许多人会接着来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还设法托人传递过两次讯息出来慰问家人，让家中老少不要为他担忧。5月21日，曾伟和虞键、刘启纶等人一起被押往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刑场，壮烈牺牲。
在工作岗位上、在战场上，甚至在刑场上，曾伟始终坚持进步，追求真理，为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正如曾伟自己所说：“希望我的政治生活向前发展，为中国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我愿不怕困难与牺牲，奋斗到底。”他以一生的奋斗践行了誓言。
虞键，又名祖稿，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革命烈士，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队政工与统战工作者、民主革命战士。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组织、宣传、策反、统战工作等方面成就卓著。曾任绍兴县漓诸区长，中共牌头区委统战部长，新四军金肖支队诸北办事处副主任、兼文教科长与短枪队长，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及代理主委、华东局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委员等职。
抗战救国的革命者
虞键于1920年10月14日出生在泌湖乡黄泥宫的一个佃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靠亲戚资助，虞键才毕业于诸暨上北小学。后曾先后考入觉师和省中，均因家贫而辍学。他聪颖好学，刻苦自修，涉猎颇广。积极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进步书籍，为后来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虞键投笔从戎，积极投身到抗战救亡中去。第二年夏，他调到诸暨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政工队），后又调任牌头区队长兼民教馆长。政工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浙江唯一的政治抗日队伍，共有队员一百多名，实际领导者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得力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占全队的十之七八，后来从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干部，有司令员、市长、地委书记、中央机关负责干部等等。虞键置身其中，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又积极组织训练土枪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了抗战力量，打开了局面。
1939年4月，经钱絮白、钟少白介绍，19岁的虞键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任为牌头区队的党、团负责人兼区委宣传委员、统战部长。1941年1月22日，因叛徒周盈泉的出卖，虞键身陷囹圄。在金华集中营里惨遭敌人的严刊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机智对付，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后经多方营救，终于在1942年1月18日获得保释。
绍兴地区的峥嵘岁月
1943年5月，会稽地区的中共组织为了打通会稽游击区与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决定派虞键打入绍兴县政府内部。虞键进入绍兴，任县政府秘书兼纠察队参谋、反敌行动队副队长。他积极开展工作，领导队员和群众出击敌伪据点、铲除汉奸、调查土地情况，并攻克西路口、上灶、平水等多个敌伪据点。虞键努力壮大革命力量，他培训了大量革命青年骨干，并将他们派往左地、塘北等抗日游击队任政治指导员。他根据党“多交朋友、抓住武装、深入基层”的指示，对各乡保队副长进行统战，努力将乡保的基层武装拉入抗战队伍中。他积极配合党的工作，多次设法掩护革命同志经由绍兴安全赶往诸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间，虞键积极从事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他在诸北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率队袭击了海阔寺，攻克了孙家溪的鬼子碉堡，开辟出一条浙赣线从路东到路西的通道，壮大了革命根据地。同时，他还负责新闻出版、边币与粮票印刷等工作。后来又转至诸绍萧边区进行人民政权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发展浙东革命武装
1946年10月，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中共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派余惠民来沪找到虞键，要他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汇报重建浙东武装部队的问题。虞键通过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关系，及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虞键积极进行浙东革命武装的建设。他在担任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期间，冒着极大的风险，积极创造条件，为革命游击队购买了短枪、军用收发报机、弹药、医药用品等重要战略物资。他还来返香港和上海之间，建立情报机构，通过驻港《解放日报》机构，将解放区出版的《解放》、《群众》等杂志，设法转送到浙东革命游击区。虞键设法为革命同志往返革命根据地提供便利。他多次派员，护送大批进步学生、教授、职员、工人等革命力量安全赶往浙东革命根据地，这些有文化有才干的进步力量加入革命队伍，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和增强了战斗力，壮大了革命队伍和革命力量。他还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将部队烈军属、伤员及家属设法安置在被服厂，使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抓捕。
杰出的统战与策反工作
虞键积极从事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活动。他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主任委员，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和农工民主党的统战部门密切合作，印刷了《拓荒》丛书、《行动》手册、毛泽东《五四运动的方向》等大量革命进步书籍文章，传播了先进的革命理论思想，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发展了地下青年团组织，发展了大量团员加入，为党组织壮大了后备革命队伍。
虞键和同志们精细慎重地策划每一次策反行动，他们认真研究、仔细讨论、精密策划、协调配合、积极执行。他为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虞键和申葆文（曾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主委）、复旦大学严北溟教授一道，配合万云（农工民主党华东局委员）做国民党联勤总部被服厂少将厂长周济文的工作，说服他拒绝执行上级把机器运往台湾的命令。他还派边美棠返回诸暨，专做诸暨县长张勤生的工作，敦促张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同时他还委托严北溟、夏高阳等人做东阳县长祝更生的开导工作，促其早日起义，终于获得成功。虞键又配合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党部章师明等，做国民党江防司令部江阴炮台军官吴钟奇的策反工作，促其在大军过江时阵前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让出通途，并获成功。虞键还派倪伟思去南京做国民党军统特务关垕坤的工作，敦促其弃暗投明。关垕坤主动交出了敌特名单、敌台呼号及发报机等，由虞键立即送给中共华东局领导人。虞键还派任建树去东阳搞策反工作，派程可超到常州当地搞策反工作，但由于虞键的不幸被捕，与他们的联络遂告中断。
1949年4月5日，虞键与曾伟、刘启纶、申葆文、倪伟思在四川北路农民银行宿舍与国民党南京某舰队人员协谈起义行动。正当此次策反活动取得积极进展时，虞键在溧阳路口被特务逮捕，5月21月于闸北区宋公园（今闸北公园）英勇就义。
刘启纶，安徽萧县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革命烈士，杰出的情报收集者、军队政治工作者。积极从事对南京、上海地区的国民党情报刺探与军队策反工作，曾收集了南京城防工事及警察厅等重要资料，为解放军渡江做出重要贡献。曾任福建省仙游县县长，江苏省第二区行政专署视察员，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武工委员会委员等职。
参加农工党，进入武工会
刘启纶于1912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永固乡，17岁时从徐州中学肄业，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因遭迫害而远遁，从此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后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学校停办之后，到杭州转入浙江警官学校就读。毕业后，适值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八年抗战期间，刘启纶曾分别在几个省、市、县担任过军警教官，并当过福建省仙游县县长。
抗战胜利后，刘启纶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毅然抛弃国民党江苏省第二区行政专署视察员的职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向往，经张云川介绍，加入农工民主党。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党部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设立了武工委员会，进行策反、组织武工队、搜集军事情报等工作。刘启纶相应组织号召，积极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策反以及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
刘启纶利用其过去在国民党军政部门工作过的人事关系，积极从事情报的收集工作。他曾多次深入虎穴，刺探军事情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他经过千辛万苦，搜集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后备军力量统计情报，在伪南京警察厅获得了《南京城防工事地图》、南京警察厅的兵力布置以及装备情况。他又通过情报工作收集到了南京新闻出版界中军统和中统分子的详细名单，还收集到蒋经国在南京要搞“戡乱建国培训班”的意图和动态。这些重要情报都由刘启纶交给农工民主党，并转交给中共党组织，为人民解放军顺利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掩护同志而被捕
刘启纶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必将取得胜利，积极迎接解放军渡江。他利用自己曾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人事关系，在国民党中下级别军警中从事策反工作。为了促成常州、无锡等地的解放，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同意，他着重做伪南京警察厅一个督察长的策反工作，此人掌握着南京市几千名警察及其武装。通过几次密谈，刘启纶把收集到的情况请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经中共同意，向这个督察长承诺，只要他在解放军解放南京进城时，把警察厅的全数武装保留下来，交给解放军，中共方面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该督察长表示愿意配合和投诚。可惜产生意外，刘启纶在上海被捕后，市党部其他人对这个督察长不熟，未能继续保持联系，以致在南京解放前夕，他带着一部分队伍逃跑了。
1949年3、4月间，刘启纶通过关系，认识了江苏省宜兴、溧阳以及浙江省杭嘉湖地区的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并进行了秘密的策反工作。在刘启纶的辛勤策反下，这些头目表示了“改正”的意向，打算向中共军队投诚，投向人民阵营。按照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党部的指示，刘启纶于4月2日到达上海，秘密会见中共代表，并于4月5日与曾伟、虞键、申葆文等人商议如何具体着手对这些地方武装进行策反事宜。谈话间，发现有人向客堂间窥视，刘启纶就提醒大家注意。12点左右，忽然有人敲门，刘启纶出去开门却不见有人，立即返回对大家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散了吧。于是曾伟等4人相继而出，刘启纶则继续留在客堂间。不料没过多久，就有特务冲进门来，将刘启纶逮捕。刘启纶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秘密，坚贞不屈。5月21日，刘启纶与曾伟、虞键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于闸北宋公园。
青山有幸埋忠骨。在上海即将解放、迎来新生的前夜，刘启纶牺牲在申江之畔。正如解放后农工民主党中央致刘启纶等烈士的祭文中说的那样，“你们牺牲了，你们牺牲在黎明之前的黑夜，你们的牺牲是英勇的，光荣的。”“战斗吧，为人民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是这样坚决地执行着党的号召，是这样地实践了你们自己的意志。是的，勇敢的同志们，你们的壮志已经实现了。”“你们听吧！解放的歌声已欢腾了全国，全中国的大路上，飘扬着辉煌的五星红旗，阳光普照在每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胜利了，你们胜利了。”是啊，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赴汤蹈火，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饮水思源，革命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郭莽西，字种桑，浙江省东阳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革命烈士。著名教育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支持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积极从事策反运动。著有《轮回道上底一幕》、《人生过程上的三个境界》、《光明•快乐和自由的追求》等论著，创办《灯塔》月刊，主编《抗日救国》、《抗战戏曲集》、《战时中学生》等作品。为大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上海铁路局警务处督察专员等职。
以笔为刀，追求进步
1910年郭莽西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自幼秉性耿直、豪放不羁，天生善良，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代到罗青甲的南屏初级小学入读，念完初小，进了东阳县立第五高等学校。小学毕业后就读于金华七中。走出了闭塞落后的农村，郭莽西积极迎接时代的召唤，接受革命民主的思想。他经常与朋友们聚会相谈，谈论文学、时局、理想。他努力阅读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诸位大家的著作和文章，更加坚定了自己救国救民的志向。
1932年，郭莽西赴厦门大学中文系深造，致力于研究文艺。被推举为厦大以师生为主组成的现代文艺社负责人。他与后来成为著名女记者、女作家，侨居美国的谢冰莹，以及教育家、学者谢文炳，诗人方玮德、游介眉，五人一起创办《灯塔》月刊，并在《灯塔》创刊号上发表其小说处女作《秋妹》。他在课余写的《轮回道上底一幕》一文中，用犀利辛辣的文笔和巧妙的比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他在厦大期间的文章，结集出版为《人生过程上的三个境界》。在书中，他积极追求革命，探索真理，以笔为武器，唤醒民众，号召大家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浪潮中去，要追求光明的康庄大道。
1935年郭莽西作为厦门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福州举办的“中国目前应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大型辩论会。他思维敏捷，慷慨陈词，激情澎湃，积极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他以真挚的爱国热忱，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大声呐喊，唤醒民众，号召广大人民奋起自强。
引导学生走向革命道路
1936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郭莽西先后在浙江天台中学、处州中学、上海君毅中学、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大夏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在课堂上，博学多闻、才华横溢的郭莽西，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学生追求民主进步，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时代浪潮中。他敢于直面人生、针砭时弊，讲课时联系社会现实，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向往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多次向学生讲述延安欣欣向荣的景象。他讲述历史上的越王勾践、文天祥、岳飞、戚继光等名人的英雄事迹，坚信中国一定能取得抗战胜利。他引导学生们做一个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人，引导学生走向革命的道路。据后来郭莽西的学生回忆，他介绍大家阅读《铁流》、《毁灭》、《母亲》等进步文学作品，从桂林、重庆等抗战大后方购买民主进步书刊。在郭莽西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心中树立了反帝爱国、反独裁求进步、要民主要自由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生毅然投入抗日和革命的洪流，马革裹尸，捐躯沙场。民盟盟员汤圣贤，就是在他的启迪下走上革命道路，但于1949年3月在解放天台的战斗中，被敌人机枪射中而光荣牺牲。1941年，在郭莽西等老师的大力组织和推动下，学校掀起了一场“拥护团结，抗日救亡”的学潮。
致力于统战和策反工作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郭莽西在上海大夏大学执教。为了便于以合法身份配合共产党开展地下斗争，他设法赢得上海铁路局和局警务处的信任。经农工党组织同意，郭莽西应聘任上海铁路局警务处“督察专员”一职，但不领薪金。郭莽西充分利用给警员和铁路员工辅导讲课的机会，讲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教，揭露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真相。他把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形容为脸皮又厚又黑，戏称他讲的是“厚黑学”，启发警员的觉悟，为策反做准备。由于受郭莽西演讲的影响，许多警务人员得到教育和启发，甚至连一些有身份的头儿脑儿也深中“共党之毒”。
1949年4月，郭莽西按照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东阳、义乌等地，与农工民主党员陈伟卿以及杜锦堂、窦成金、应志芳等人建立了一支政工队、武工队，开展地下工作，策反国民党地方部队。他积极迎接解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他曾经在东阳简师做了关于时局的长篇演讲，在三个小时的讲话中，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从国内到国际，详细分析，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没落的统治，指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中国将迎来解放和新生。
郭莽西还创办了一所小学，热心于教育事业。他以办学作掩护，将学校发展成了一个进步人士的活动场所，成为一个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并肩战斗的可靠联络点。郭莽西曾冒着巨大风险，将数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和革命青年秘密送往解放区。
宁死不屈的革命者
1949年春，为迎接指日可待的解放，郭莽西用饱满的激情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告上海同胞书》，号召市民保护好大上海，迎接解放。刻好蜡纸，他委托战友秘密油印了500份，再交另几位战友秘密张贴散发。这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极度恐慌和仇恨，特务像狼犬一般四处打探。与此同时，郭莽西暗中策划在铁路局建一个特殊战斗据点，确定在关键时刻抢占装有电话的办公室；准备食品和饮用水；在敌人眼皮底下，运进枪支弹药，以期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消灭敌人。3月底郭莽西受命即刻设法联络铁路局有觉悟的警务人员，组织大家采取预防措施，阻止国民党反动派一旦在溃退时，可能狗急跳墙，破坏北火车站的建筑设施，盗走军需品和民用物资。
郭莽西积极投身于策反工作。他的一个同乡蒋志向在警察局当差，在郭莽西面前高谈阔论，抨击时政，经常流露出社会的不满。郭莽西把他视作可信对象，可团结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蒋志向却是国民党军统特务。5月10日那天，蒋志向以同乡之谊邀请郭莽西一同参加朋友的聚会。郭莽西一直想策反这位同乡，便打算借此机会，将蒋志向拉入到人民阵营，却被特务们抓捕，并被秘密关押在黄浦警察局。
从被捕到牺牲的短短10天中，郭莽西遭六次提审，多则10小时。每次提审，特务们在他的手指、脚趾上插入锋利的竹签，并用钝器将他的牙齿砸落，企图从他口里得到线索，抓捕更多的革命志士。而郭莽西面对敌人的心狠手辣和变本加厉的酷刑，痛快淋漓地揭露黑暗，痛斥反动势力，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的气概。他抱定主意，想方设法保护被捕的原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曾伟等同志，即便被杀头，也绝不屈服。最终于闸北宋公园英勇就义。
郑显芝，又名郑伟，广东丰顺人，农工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革命烈士，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领导者。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致力于开展青年工作，领导“新青联”配合地下学联开展活动。曾任上海高级机械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前身）应用力学教师，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副主任等职。
多才多艺
郑显芝于1921年出生在广东省丰顺县。广东省梅州中学毕业后，1942年10月赴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读书。他虽然攻读工程机械专业，但对文学、写作、音乐、舞蹈等都很爱好。他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且平易近人，对朋友非常热情。他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曾组织过基督教青年会歌咏队，参加者常有百余人。他担任指挥，教唱和排练进步歌曲，以此鼓舞青年人的朝气和理想，广泛团结同学。他主办的快报壁报，知识广博，文字清新，引人入胜，富有感召力，因而深受同学的爱戴。
郑显芝参加学运非常坚毅勇敢，又很机智，善于周旋，对革命充满了信心。他在送给一位同学的一首小诗中写道：“罗马城不是一日造成的，……/别轻视那潺潺细流，/一年年的，/他将到达大海……”以鼓舞同学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
“新青联”骨干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6年秋，郑显芝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南洋的机会，留在祖国为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重建而奋斗。他来到上海，任上海高级机械学校教师，并担任进步青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副主任，积极开展“新青联”的工作。当时“新青联”成员遍及全市大中学校，在立信会计学校和中华职业学校内还建立了小组。“新青联”积极配合地下学联开展活动，对全市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他在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赵寿先的领导下，广交青年朋友，同他们促膝谈心，并不定期地举办各种题材的报告会，邀请社会进步人士谈爱国主义、青年人的理想情操等，鼓励青年朋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建立人类美好的社会而作出个人的贡献。
戚家庙遇害
1948年9月，上海发生了文化界的重大事件——“利群书报案”，郑显芝被捕。他在狱中屡遭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尖竹片插入指甲等等毒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畏强暴，决不吐露农工党的半点机密。他还教唱革命歌曲，鼓舞难友斗志，坚信解放的新中国终将到来。1949年2月下旬，郑显芝和他的同案难友全部被转押到南市蓬莱区警察分局看守所。
5月2日，反动派又把郑显芝等9人，冠以“危害国家”的罪名，五花大绑，押上军用大卡车，再次转押到提篮桥监狱。入狱后，就拿到一张早已于1月8日炮制的军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3年。郑显芝原以为此事可告一段落。想不到由于革命形势急剧进展，上海解放在即，敌人狗急跳墙，在逃跑前大肆屠杀革命志士。5月7日晚，敌人把郑显芝等12人，连夜押到浦东杨家渡戚家庙，残忍地秘密屠杀。
焦伯荣，江苏涟水人，农工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革命烈士，学生运动先锋、青年运动工作者、政治活动家。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活动，参与组织并领导了“新青联”，扩大革命队伍。曾任上海高级机械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教师，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副主任委员、宣传部长等职。
苦难求学，自立自强
1922年，焦伯荣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幼时由其父启蒙授教，8岁时进本乡的马圩小学就读。焦伯荣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深得老师的喜爱。但是焦伯荣素性仗义，爱打抱不平，在学校里看到老师责打学生，常挺身而出，跟老师评理，他认为老师打学生不对：“学生读不出，你打他，他就更糊涂，不该打。”老师向焦父告状，焦伯荣常为此受到父亲的责骂。
1937年夏，淮安中学招生。焦伯荣未得到父亲同意不敢报考，但同学们说你去考一考，试一试，于是自己去偷偷地报了名，不料竟名列榜首。其父得知后同意他上淮安中学。岂料卢沟桥事变很快爆发，日寇由北向南侵占到苏北。淮安地方的一部分中学联合决定一起迁往四川重庆。焦伯荣征得父亲的同意，随校西迁，开始独立生活。当时一方面因战乱关系，通讯不顺利；另一方面由于家中经济拮据，所以生活费不能如期寄到。焦伯荣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靠校方资助、同学接济以及有时写稿子所得的一点稿酬，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焦伯荣中学毕业后，在重庆考上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他跟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继续读书。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他勇敢地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有时巧妙地利用救护车，上街向路人飞洒传单，因而在学生中很有威望。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闯进大学，逮捕了好多学生，激起群情激昂，焦伯荣联合另外7位同学组成学生代表团，带领一大批学生向反动当局交涉，终于获得胜利，营救出学生。
投身“新青联”，致力于青年运动
大学毕业后，焦伯荣在南京白光女子中学教书。1948年初，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在上海女子中学任教。他在中央大学时的同学郑显芝此时执教于上海高等机械学校，两人一起住在学校宿舍里，还一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久，在组织的指示下，焦伯荣担任了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配合代理主委虞键进行地下刊物《沪讯》的编写与印刷，并秘密联系、发展党外人士，组织了一批单线联系人，秘密散发《沪讯》。同时，焦伯荣还同盟友赵寿先、郑显芝一道开展对进步青年的革命宣传工作，组织了“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焦伯荣在其中担任宣传部长之职，利用青年会、苏侨俱乐部等场所，向青年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民主进步、修身养性等先进思想的宣传与教育，进步青年队伍逐渐扩大，革命力量不断增强。他还在“新青联”组织中负责《新青联丛刊》的编印工作。
血洒在申江之畔
1948年9月24日，上海发生了“利群书报案”，国民党特务大肆抓捕，在一韩姓“新青联”成员家中搜出了《沪讯》和《新青联丛刊》等进步革命刊物，特务逼迫其供出联系人。因他也是焦伯荣的单线联系者，讲不出焦伯荣的住址。特务便欺骗韩姓青年的母亲：只要你把给你儿子送东西的人捉住，我们可以放你儿子出来。韩母信以为真，遂在家等候。当焦伯荣来到韩家通知转移避祸时，韩母爱子心切，紧紧扭住焦伯荣不放，致使其被捕。
在狱中，焦伯荣屡遭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但他严守机密，坚持说自己是一名普通教师，不参与政治活动，敌人因找不到确切证据而无法下手。1949年5月2日，焦伯荣、郑显芝等9人，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危害国家”罪名，被判处徒刑三年。原想此事就此了结，不料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大肆屠杀革命志士。5月7日晚，国民党特务将焦伯荣等农工党员、民盟盟员、中共党员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共12人，一起押往浦东戚家庙，不作任何判决，秘密地集体杀害，焦伯荣时年27岁。
（原题为《铭记 | 英勇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六位农工党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