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寅初（1915—2009），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公私合营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对外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上海华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历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副主席、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等。
2019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承蒙原浦东新区政协秘书长唐国良先生介绍，我专门去看了位于浦东新区南码头路200号的原中国酒精厂旧址（现为上海太平洋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内的一幢具有浓厚西班牙式建筑特色的老洋房，这里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归侨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董寅初先生在浦东的寓所。
董老曾经是中国酒精厂的资方代理人，所以他的寓所就在厂内。这座漂亮的别墅建于20世纪30年代，整幢建筑为红墙白线，坡顶屋面，维多利亚的壁炉烟囱，体现在现代建筑思潮下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站在这幢别墅前，睹物思人，回想起董老为国为民、不断奋斗的一生，特别是70年前，面对国家和民族即将迎来新生时的历史性抉择：我是中国人，我要为新中国作贡献，不禁感慨万千。
儿时与蒋纬国是同窗
1915年，董寅初出身在安徽合肥的一个大户人家，其祖父是著名淮军将领董履高。很小的时候，他便随家人一起到了苏州，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上学，其时，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也寄养在苏州，两人成了同窗好友。在校时，董寅初喜欢文学，更爱好体育，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然而，平静的校园生活很快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搅乱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各地学生纷纷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吴大学附中的学生也义愤填膺，坚决要求抗日。董寅初和同学们一起拦火车，奔赴南京请愿。可他们一到南京，就被军警扣押了。董老晚年曾回忆，那次南京请愿，蒋纬国和他一起去的，结果一下火车，蒋纬国就不见了踪影。待他返回学校，看到蒋纬国已坐在宿舍的床边上。董寅初非常诧异，于是就问：“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一下子找不到你了。”蒋一脸无奈地说：“我一下火车就被抓走了。”事后才知道，是蒋介石得知儿子也在请愿的学生队伍中，便派人把儿子“抓”了起来，狠狠地训了一顿，然后再派专人把他送回学校。
当然，南京请愿肯定没有结果，自己和同学们还被扣押，这件事在董寅初少年时代的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伤痕。他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分裂就要受欺侮”的滋味。从南京回来后，他便立下誓言：要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驱除日寇、振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4年，董寅初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在校期间，他与同学们发起成立了交大救国会，并被推选为救国会执行主席，他经常组织同学围绕抗日救国问题进行磋商，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是联合上海各大学向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的爱国示威运动。
在海外办报抗日
1938年夏，董寅初从交大毕业后就到香港邮政汇金局任职。血气方刚的董寅初忘不了家乡任人宰割、惨遭蹂躏的耻辱。他为自己不能拿起武器、冲锋陷阵而遗憾。他决心“重操旧业”，用自己的笔来揭露日寇的罪行，唤起民众抗日的斗志。他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便在香港《申报》担任翻译、编辑，宣传抗日。后来，他干脆放弃汇金局的工作，专事编译。
1939年8月，董寅初旅居印尼雅加达，进入《天声日报》任编辑。一年后，他又创办了《朝报》，任总编辑兼经理。当时，祖国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炎黄子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这一切，都使董寅初等一大批海外华人十分振奋。他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在华侨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3月，日寇入侵印尼。矢志抗日的董寅初遭到了日本宪兵的追捕，他只能隐匿乡间，但因被人出卖而于当年12月被捕。入狱后，日本宪兵对他软硬兼施，审问拷打，还经常将他捆住双手，吊在梁上鞭笞。“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竞陆沉”，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董寅初决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在狱中他结识了印尼巨商——“糖王”黄仲涵之子黄宗贻，并与他结为莫逆之交，这也为他以后真正发挥实业管理的专长打下了基础。
解放前夕回国投身实业
日寇宣布投降后。董寅初总算恢复了自由。1947年，董寅初被黄宗贻聘为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建源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经理，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讲起这个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其主体就是前文所说的位于浦东的原中国酒精厂。
中国酒精厂由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与印尼侨商黄江泉、黄宗孝（黄宗贻兄长）于1935年4月合资创办，总投资为150万元。日产酒精3万公斤，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酒精厂。1935年 3月31日，建源公司为中国酒精厂举行开幕典礼。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给酒精厂的题词为：“麴都菁英。”可好景不长，1937年8月，日寇入侵上海，上海陷入战火之中。厂家决定停产，档案资料转移到租界，厂区采取防空措施，悬挂英国国旗。但是，日军飞机照样对酒精厂狂轰滥炸，工厂设备大多被炸毁。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该厂终于物归原主。1947年1月11日，董寅初先生随黄宗贻等从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总公司来到上海，接管包括中国酒精厂在内的上海建源公司产业。
正当董寅初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即将迎来历史性转折。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大江南北已能听到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上海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迎接解放而不断努力。那时，董寅初虽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爱国之心，忠贞不渝，他多次和朋友同仁讲起，国民党横征暴敛、欺压人民，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而我们做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实业，无论是谁当政，只要是为了国家和百姓，就需要千千万万我们这样的实业者，所以个人和企业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时，董寅初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了解，但“耳听为虚，眼见是实”。上海解放时，他亲眼见到解放军战士们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行进在南京路上，秋毫无犯；亲眼见到他们为了不打扰老百姓，晚上悄无声息地露宿在马路边……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保护工商业者政策又令他十分感动。这一切，都使董寅初对共产党由不熟悉到产生了亲切感。
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军舰封锁上海的海上供应线，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直接参与对中国的海上封锁。此时，董寅初立即率领建源上海公司，利用建源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组织货源，充分利用船队和货运管道把大量上海急需的日用品先运到上海附近的第三地小口岸，再化整为零运进上海，冲破了美国封锁线，解决了上海市场供应的燃眉之急。董寅初此举比他捐款意义更大，对上海稳定市场、保护新生的人民政权起了不小的作用。
老骥伏枥 奋斗终生
1956年年初，在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董寅初和同行业中的几个头面人物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带领进出口行业第一批参加了公私合营。合营后，他被推选为进出口公私合营公司副总经理，他遵纪、守法，听共产党话，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久，上海成立了归国华侨联合会，董寅初担任副主席。他认为，侨联工作，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忽视华侨这样一支重要的力量。他热情地为华侨排忧解难，努力争取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积极鼓励华侨为国为乡出力。他自己则更是身体力行，样样领先，曾多次捐巨资支持公益事业，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政府的表彰。
“文革”后，他被推选为上海市侨联主席。1980年，他又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创办并担任了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负责人。
长期与董老共事的市政协原副主席俞云波回忆，改革开放早期，董寅初利用广泛的海外联系为上海及全国各地引进资金、引进智力而不遗余力。当年建源公司主要在浦东，隔江带来的交通不变，他感同身受，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董寅初就提出在浦江两岸建桥的愿望。他曾代表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到美国旧金山拜访举世闻名的桥梁大师林同炎，当面讨教对浦东开发的意见建议。林先生的浦东开发方案前后经过多次修改，每次修订后的方案都由董寅初转交给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1983年，董寅初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8年后，先后当选为致公党第九、第十届中央主席、中央名誉主席。199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2009年6月23日，因病去世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