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5日，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的欢送会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合影

寰球中国学生会出版的刊物

寰球中国学生会夜校徽章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当年，寰球中国学生会曾对这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在沪深入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同时，也热忱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帮助了一大批睁眼看世界的有志青年。
热忱服务莘莘学子
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李登辉、朱少屏等在上海发起创办的知名团体，会所初设于白克路（今凤阳路）562号，继而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后又搬到卡德路（今石门二路）191号。
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祖籍福建同安，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兴中会的革命活动。1905年1月，李登辉来到申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作演讲，他说：“我们应立即迎头赶上世界新潮流，自己站起来创办一个既像学会又像福利团体的组织，研究科学技术，与国际互通声气，吸收国际间先进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并须提倡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以图改造社会，贡献祖国。”随即，在兴中会主要成员谢瓒泰（澳洲华侨）等的支持下, 李登辉与颜惠庆串联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如朱少屏、杨筱川、钱新之、吴和士、唐路园等，成立寰球中国学生会，起初的宗旨是接待各地经申城出洋的留学生及替归国留学生介绍职业，后改为“联络全世界中国学生情谊，互相扶助，交流知识”；董事会总掌会务，下设会员部、教育部、介绍部、游学（留学）部、出版部、演说部、交谊部、文娱活动室和图书馆，出版刊物《寰球》；会长、总干事、会计、书记及各部部长均由董事会定期从委员中选聘。寰球中国学生会根据会务需要，陆续在青岛、福州等地建分会，又在一些国家的重要城市设联络处。李登辉是寰球中国学生会首任会长，而且长期担任这个职务，至1913年1月受聘为复旦公学（后扩为复旦大学）校长，因校务繁忙特邀请朱少屏当该会总干事；抗战前他虽已退休，仍继续督导复旦大学补习部和实验中学，于1947年11月病逝沪寓。
朱少屏（1881-1942），原名葆康，系上海人，赴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黄浦江畔参加起义，曾任沪军都督府总务科长，后应孙中山邀请当过南京总统府秘书，1912年夏返回申城。朱少屏从1914年年初起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到 1917年又开始代理会长职务。在朱少屏主持会务后，寰球中国学生会服务内容不断增加，如为出国留学生代办各种手续（如向教育部领留学证书，向外国大学索取入学许可证，办护照、买船票）；为各学校、机关代聘教员或专门人才；替国内外的大学毕业生介绍工作；代外省各大学招收学生；开办全日制中小学及专科学校（分日校、夜校） ；印行《游美须知》《游欧须知》《出洋学生调查录》《出洋手续》《寰球中国学生会年鉴》等。抗战初期，朱少屏支持刊物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到日本特务的威胁和加害，被迫出走香港，寰球中国学生会主体业务遂逐渐停止；他后受命担任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1942年4月遭日军杀害，遗骸运回国内安葬于南京菊花台。
可以说，寰球中国学生会在30多年里，一直活跃地坚持开展各项活动；而其主要负责人之中，李登辉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朱少屏最终成为烈士，他们都值得褒扬。
竭诚扶持勤工俭学
五四时期勃然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热潮。那个动荡的年代，大批有志青年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他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间，寰球中国学生会不仅积极为赴法学生提供各种服务，免费赠送自编的《西礼须知》一书，还印调查表对每人的情况都作详细记载，并在他们出发前隆重进行欢送；每次举办欢送会都要集体摄影留念，照片常随报道登出，以嘉许大家的勇气，激励大家的意志。
那时，上海各报都有大量关于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消息。
1919年3月15日，《申报》报道：“出洋学生办事处即设在静安寺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闻此次所派留法学生多至八十九人，兹已陆续到沪，定于17日上午乘‘因幡丸’出发，并闻今日下午开一欢送会。”翌日，《申报》接着记述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情形：“寰球中国学生会昨日下午3时开会，欢送赴法留学生。中西来宾，有法国驻沪领事韦耳登君、副领事翰德威君，前参议院议长张继君”；“先由主席朱少屏君报告开会并致欢送词”，“张继君演说大要有三”，“乃共摄一影”。毛泽东出席了这次欢送会，并与大家一起合影。
1919年12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前日上午10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开会欢送留法学生，到者有湖南、四川等省男女学生一百余人”；“茶点后，由主席朱少屏君致欢送词”，“湖南留法学生汪泽楷君演说”，“次湖南留法学生向警予女士演说，略谓：‘中国今日之种种事业，其希望均在学生；而学生中分子不能完全，希望学生界此后渐趋纯粹。寰球中国学生会实指导学生入正轨之绝好机关。所最钦佩者，会内办事诸君均有真实之诚意，对于吾人之扶助不遗余力，虽琐碎之事莫不详为指导，令人敬慕不已’”。
1920年3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寰球中国学生会因本届赴法勤工俭学者30余人，将乘法公司船‘宝勒笳’出发。今日上午9时开会欢送。并请黄任之、高博爱二先生演说。其次序自演说后继以茶点摄影。”
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从上海出发的赴法勤工俭学者共20批次，寰球中国学生会参与主持欢送会达8次之多；该会为一批又一批的赴法勤工俭学者提供了出国前服务，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蔡畅、陈毅、聂荣臻、向警予、赵世炎等革命家。《聂荣臻回忆录》提及：“1919年11月下旬，我们这批办好签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从重庆乘船出发……在上海，我们停留了约七八天的时间。12月7日那天，我们到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到会的有准备出国的湖南和四川等省的学生100余人。寰球中国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他致了欢送词。”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也曾与秘书朱青（朱少屏之女）谈起，昔日就是朱少屏亲自为他办的赴法国勤工俭学手续。
由此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虽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重大；寰球中国学生会则与之关系密切，而且出力甚巨。
积极投入五四运动
由于寰球中国学生会致力于为学生服务和发展教育事业，会员遍布全国各界，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到五四时期已成为上海教育界、学生界颇具声望的团体。
1919年年初，日本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企图箝制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消息传出，全国舆论纷纷斥责日方的蛮横无理态度。2月9日，寰球中国学生会分别致电北洋政府及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指出：“中日问题，关系至巨，顷间日使干涉，乞坚持勿让。”2月17日，代表们复电寰球中国学生会，表示“自当协力进行，竭尽绵薄，以副雅望”。
五四运动爆发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奋起呼应北京学生的行动，在5月7日与上海30多所大中学校联合致电北洋政府，抗议当局逮捕迫害爱国学生，并严厉警告：“若政府弁髦民意，滥肆权威，则吾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赴后继，以昭正义。”5月9日，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国耻纪念会，发言者讲述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经过，会场上下群情激愤；寰球中国学生会学校女教师张蕙生立即带领学生们走上街头，到江湾、浦东等地向群众演讲时局形势，揭露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罪恶行径。同日，该会还派代表与上海各团体一起筹备国民大会。
对于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寰球中国学生会也给予积极配合，并派代表参加筹备会。5月11日，申城各校代表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召开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和宣言；根据决定，上海学联办公室设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这里也被作为上海租界各校学生的联络点，每天早晨联络员们都在此频繁进出，迅速传递信息。那时，上海学联的会议常在中国学生会会所举行；上海学联评议部召开会议时，寰球中国学生会负责人曾发表演讲，表示全力支持学生们的斗争。过了半个多月，沪、京、津、宁等地及留日的学生代表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筹备会，决定致电各地学联，通知派代表来沪共同商订章程， 成立全国学联。此后，寰球中国学生会与各校学生共同行动，使申城学生运动更加声势浩大。
5月31日，包括寰球中国学生会学校在内的上海各界群众齐集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后更名沪南体育场，今上海市黄浦学校），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会后，万余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首次冲进上海租界，在各条大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当游行队伍抵达南市上海县商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学校学生周正辉、裴国雄和其他学校的几位代表一起会见商会负责人，陈述了国家兴亡与工商业发展的利害关系，呼吁商界立即表明态度，共同救国；接着，部分学生又来到上海总商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6月5日，震撼全国的上海“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全面展开。华界的工人、学生、市民组织了“马路委员会”，自动行使警权；而在上海租界，则由寰球中国学生会学校学生负责维持秩序。工人、学生、商人前所未有地联合斗争，使上海租界当局大为惊慌，并很快以“不能允许将租界作为政治上激动之中心点”为由，逼迫上海学联办公室迁出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然而，反帝爱国斗争早已势不可遏了。
北洋政府面对全国的怒潮，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章、陆的职务。此后，反帝爱国斗争继续以拒签巴黎和约为斗争目标。6月25日，上海《新闻报》报道，寰球中国学生会与申城学生界、教育界和商业界的几个团体曾联名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态度一致，决不签订损害国家利益的对德和约，并告诫：“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6月28日，在广大民众的推动下，中国代表终于正式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此期间，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推进反帝爱国斗争，开设过一系列讲座，邀请中外名人发表演讲。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孙中山在10月18日到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作的《救国之急务》演讲，其中明确指出：“重新开始革命事业”，才是“根本改革”；要“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他在论及五四运动时，给予高度评价：“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在国家危急时刻，寰球中国学生会曾是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该会坚决地与人民群众一起投入反帝爱国斗争，尽力奔走，救亡图存，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
（作者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浦东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