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请愿团成员赴南京请愿前合影，前排左起：蒉延芳、胡子婴、张絅伯、雷洁群、马叙伦，后排左起;盛丕华、阎宝航、包达三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红棉酒家广告

抗战前的上海中华珐琅厂门市部
在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23条中直接或者间接提到关于工商界的口号有6条，它们分别是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占四分之一强。
“五一口号”涉及工商界的六条内容
第四条原文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文中“自由资产阶级”的提法是那个特定年代对于工商界的称呼。中共中央是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号召他们一起“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第五条，人们比较熟悉，就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条看似没有直接提到工商界，但是实际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中都有工商界团体和工商界人士的身影，比如民主建国会有工商界团体和人士，人民团体中本身就包含工商界团体，比如全国工业协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国货联合会等，社会贤达中更有工商界人士的存在，有些工商界元老成为社会贤达。
第八条直接涉及工商界的内容是“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工商界人士属于经济工作者这个范畴，中共中央号召工商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政策不仅仅在当时已经运用，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沿用，没有变化。
第十二条直接涉及私营工商界，内容是“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私营企业中的资本家属于工商界的范畴。中共中央没有忘记他们，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第十六条内容是“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这条下半部分“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是对工商企业的号召，不管是公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中共中央发出自动维护城市秩序、保护企业的号召。
第十七条是区分官僚资本家与民族工商业者之后，对于职工的号召，内容是：“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合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官僚资本家。
“五一口号”发布前的上海工商界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工商界怀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工商业人士历经千辛万苦迁往内地，赴武汉、湖南、重庆……在后方组织生产，保障抗战时期人民生活和国防装备的需求。在上海，战火波及了城市，正常的生产和营业受到影响，相当部分的工厂从南市和闸北等地迁址租界，以求庇护。孤岛时期的上海经济从战火的破坏中复苏、发展，出现畸形繁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迁川企业复员，先后返沪。其中比较早的有中国铅笔厂的吴羹梅、亚普洱灯泡厂的胡西园、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天厨味精厂的吴蕴初……也有中共地下经济组织，如广大华行的杨延修……他们回沪恢复自己的工厂，如工厂已经毁坏或不能恢复，以接收敌产作为补偿。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7天，也就是1945年8月21日，在重庆的上海工商界人士聚在一起谈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黄炎培、杨卫玉在六厂联合办事处找胡厥文商量，认为在（战后）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民族工商界不能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个最初的想法后来成为现实，它就是8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正值此时，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8月28日，黄炎培到机场欢迎。9月17日，毛泽东在重庆曾家岩张治中将军的住宅“桂园”举行茶会，招待的工业界人士中有5位是上海工商界人士。
话说两头。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商会奉令接收汪伪上海市商会，恢复抗战前上海市商会的组织体系，对各同业公会进行审查，对日伪时期的各同业公会进行整理、合并和改组。1946年1月12日，上海成立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该公会管辖苏浙皖京津沪三省两市的棉纺厂，理事长是永安纱厂的郭顺。3月9日，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换届产生理监事。3月10日，上海市被单工业同业公会成立，会员146家，李道发任理事长。3月，还有上海市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员138户。4月2日，上海电工电器工业同业公会，亚普洱灯泡厂胡西园任理事长，会员161家。4月8日，上海市内衣织造业同业公会成立，理事长是倪庚年。4月，还有上海市制药工业同业公会整理成立，会员65家，新亚药厂顾涤新担任常务理事长。8月，上海市拉丝制钉工业同业公会成立，会员37户。10月，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同业公会重新成立，曹时玉连任理事长。1946年还有：上海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改组，颜耀秋当理事长，会员648家；上海市针织工业同业公会成立，理事长余稚敬，会员厂593家。1947年11月7日，上海铝器工业同业公会成立，郭耕余任常务理事。这样众多的同业公会改组、合并和成立，上海工商界误认为又迎来一个发展的机遇。
但是，蒋介石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导致内战升级。人民还没能休养生息，又卷入更深的战争旋涡。此时，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纷纷抗议，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和马歇尔三方面呼吁和平。上海工商界参加和平请愿的有盛丕华、张絅伯、胡厥文、蒉延芳、包达三等人，胡子婴、罗叔章两位工商界女士担任代表团的秘书。1946年6月23日，请愿团离开上海北站时，数万名群众为此送行，人民的愿望是“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临行时，工商界代表蒉延芳发言，蒉延芳曾经是上海轮船码头、银行地产、交通运输业界的前辈，此时已经63岁。他坦诚地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除了做慈善事业外，我从来没有在群众面前讲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实在忍受不住。我要把心头话告诉当局，请他们不要打内战。中国一定要和平，再打下去，工商业都打垮了。中国必然打亡了。”可是列车开动后，车经苏州、常州，一小撮特务故意上来纠缠，途经镇江时又上来自称“苏北难民代表”围住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被伪装成苏北难民的暴徒特务包围，继而被殴打，顿时血流满面，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过了一年，1947年的5月，上海工商界人士参与了“十老上书”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警备司令部肆意逮捕大批无辜学生。翰林出身，曾经的国会议员、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闻讯后，出面联络叶揆初、张元济、张国淦、唐文治、李拔可、钱自严、陈汉弟、项藻馨、胡焕等社会知名老人，并亲自起草，上书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警察局长宣铁吾，指责其违法行为，要求释放学生。《大公报》也报道了《十老上书》。当局对10位老先生甚为恼火，欲捕，但慑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望，不敢妄动，采取茶会形式，请10位老人去“谈话”。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去，当局迫于舆论，无奈悉数释放了学生。陈叔通此时已经71岁，他是工商界耆宿与社会贤达合而为一的人物。
进入1948年，上海的进步工商界人士，他们仍然每周以聚餐的方式聚会，会上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介绍中共政策、分析形势、商谈会晤。那时，他们活动地点是不固定的，金学成，徐永祚和吴羹梅的家都曾经做过会场，也曾多次在孙晓村、王艮仲家里举行这类会议，但更多的是在盛丕华所经营的红棉酒家。工商界人士频繁的活动，也引起了特务注意。1948年2月，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因特务监视，被迫携眷从上海去杭州，他们聚在一起交换看法、商议事宜。黄炎培留下《超山观梅》“晴空欲眩一片雪，独干老了犹花开”的诗句，暗示着被监视的那片“眩”的迷乱，披露这一事实。
“五一口号”发布后的上海工商界
在《黄炎培日记》中，1948年5月2日记载了这样一句话“甚注意中共五一广播第五节”。此时的黄炎培在上海，他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经常聚会、聚餐，他得知这一信息，毫无疑问，他会传达给周围的人们。黄炎培每天要会见许多人，其中不乏工商界人士。
5月23日晚，民建常务理监事会议讨论了对于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问题，工商界人士胡厥文、张絅伯、俞寰澄、陈巳生、盛康年等参加。在《黄炎培日记》这样记载“商定对某问题的态度及意见”。实际上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商量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问题。会议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五一”号召的立场。
然而，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颁布的当天，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营业税法》的修正案，这正是数量众多的上海工商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许多制造业同业公会要求上海市工业会出面同财政当局交涉。但是，上海市工业会的交涉最终未能成功。可以想象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也就是“五一口号”所指的“蒋管区”，工商业和工商界人士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环境。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施行币制改革后，金银由当局统一收购，一时市面上金银绝迹。制造金笔需用金，制造热水瓶内胆需用银，10月生产厂库存金银即告罄，上海市工业会电呈当局工商部和中央银行，要求给予解决，但中央银行没能解决。还有警察局及经济检查大队对上海工业各厂进行检查，封存的布坯、油糖及大量的工业原料共8,000多件。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工商界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状况。
1949年元旦以后，黄炎培所居住的荣康别墅被监视，陈叔通住处的门牌被警备司令部抄走。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俞寰澄、包达三、张絅伯、盛康年、吴羹梅等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到达香港。而此时安达纱厂刘靖基等上海棉纺业的同行在香港考察，接触到黄炎培等人，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申新纱厂荣德生没有去香港台湾，他的四子荣毅仁反而把留在香港的妻子、女儿接回上海，毅然留在祖国，迎接上海解放。上海市铝器工业同业公会常务董事郭耕余女儿郭秀珍在英国准备攻得病理细菌学，奉父之命回沪，接任父亲的华昌钢精厂。这些人物都是受到“五一口号”宣传的影响。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四楼与工商产业界人士见面。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25日，陈叔通等人回到上海，7月组织工商界慰劳人民解放军。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46个单位中的662人有全国工商界正式代表、候补代表17人，上海工商界有陈叔通、盛丕华、简玉阶、包达三、俞寰澄、张絅伯、吴羹梅、荣德生、酆云鹤、冯少山10人。其他界别代表中，也有上海工商界人士，如民建黄炎培、胡厥文、陈巳生、盛康年、胡子婴等人，上海人民团体中有蒉延芳等人。10月1日，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