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

这样宏大的决定和宏伟蓝图，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开展座谈会，征集研讨相关史料，让我们从中一同回顾“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致公党上海市委 陈昌福：
1948年6月9日，致公党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这在致公党的历史上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它是见证致公党实现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重要文献，也是向全党发布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和战斗檄文。《六九宣言》表达了致公党坚信“五一”“号召一定能够变成具体的行动，最后一定可以战胜敌人，结束这个残存的中国历史上算是最后一个的封建蒋朝奴隶统治”。
致公党在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五五”联名通电后，即“函电本党海内外，美洲、南洋各地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统一全党的认识。随即在《六九宣言》中，致公党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六九宣言》的内核，其涵义较之1947年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要深刻得多，其表达不仅完整，而且是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致公主张”，表现在：
1.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前提是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坚决地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
2.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通过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集思广益，相互研讨底下产生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六九宣言》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认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共同纲领”的主张，而且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互研讨”相互同意的“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
3.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是《六九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文字。
不难看出《六九宣言》中表达的“致公主张”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判断，对中共提出的革命任务和目标认同以及对中共在革命中领导地位的确认这一系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展示出致公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时代感应、政党的责任和担当。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对致公党而言，是经历了殊途同归的发展过程。致公党“一大”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楷模的“联邦制政府”，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二大”的主张是建立各党派平等的“联治政府”，是“联省自治”主张在1928年南京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后建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形势下的延伸；“三大”确定的“反对一党专政”“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奋斗目标。从“联省自治”——“联治政府”——“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后，致公党最终确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顺理成章作出的历史抉择。这系列主张的演变中，蕴含致公党对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探索。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强调中国应该“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这一理论在致公党的《六九宣言》有了致公的诠释。在《六九宣言》中，致公党明确表示拥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主张，表明中国致公党已经接受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用以确定革命的目标，指导自己的行动。
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六九宣言》之所以值得关注的理由，不仅在于它明确了致公党在这场革命中的目标和任务，而且在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等问题上，较以前的“三大”在思想认识上更趋成熟。《六九宣言》用清晰明白的语言确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恰恰是旧、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区别。从各民主党派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顺序上看，当数致公党是第一个以党派名义公开以文字形式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党。因此，以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为衡量标志，《六九宣言》作为历史文献，它见证了致公党已经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完成新旧民主主义的转变。
毋庸讳言，致公党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愿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历史上，致公党作为爱国主义者为捍卫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民主共和而创立。它的创始人之一陈炯明，在建党前是一位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南方发展的“社会主义将军”，然而在酝酿建党和党的“一大”“二大”这一段时间里，它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甚至把中共列为当时中国的四大祸害之一。1927年国共分裂后，致公党公开宣称自己是为着“国事有解决之望”而起的“第三势力，或一种团体，出而运用之，因势利导”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从“三大”开始，致公党与中共的关系就已显示出从团结合作到自愿接受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1947年12月，陈其尤在《公论》创刊上发表的《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及其现在使命》文章中，就特别提请各民主党派“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随之，致公党又在“五一口号”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引下遵循中国发展的规律，在实际行动和思想认识上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
致公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具体过程，在各民主党派中有它一定的代表性。7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致公党纪念“五一口号”和《六九宣言》，就是尊重历史的选择，要继承和弘扬致力为公、爱国革命的精神，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发展的正确方向，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不断跟上历史的步伐，使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
（本文选自2018年《浦江纵横》第五期 原题为《“五一口号”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