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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与民主选择|农工党从“一干”到“五一”的演变
来源:政协联线 | 2019-04-28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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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
这样宏大的决定和宏伟蓝图,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开展座谈会,征集研讨相关史料,让我们从中一同回顾“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农工党上海市委 王彝伟:
1930年,从农工党成立的第一次干部会议的“一干会议”,到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农工党相继召开四次干部会议。会议先后制定出的党的纲领、提出的政治主张,从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自觉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是,“一干会议”主张革命领导权。1930年8月,邓演达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干部会议,提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纲领。邓演达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他把共产党看作为友党、同盟者;但在革命领导权上,邓演达“以我为主”,他不赞成当时的红军游击战争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他认为只有新成立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1931年11月,邓演达的牺牲对农工党是巨大的打击;其后,1933年农工党的主要骨干参加了“福建事变”也不幸夭折,农工党的骨干被迫分散、隐蔽,这是农工党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
邓演达领导的平民革命虽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分析尚未认识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虽说主张“平民革命”的主体是工农,实践中并无工农基础,起义所依靠的也都是旧军人。由于一个领袖人物的遇害,中央机关陷于瘫痪,使初创才一年多的政党遭遇失败窘况。从邓演达殉难到“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人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演达的遗训,激发农工党人在摸索中前进。同时,也促使农工党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反思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引发了邓演达事业继承者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农工党领导人立即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呼吁,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是,“二干会议”迈出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的“二干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注下召开的。会议召开前,在农工党领导人彭泽民的家中秘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讨论新的党纲问题,就提出专门要倾听中共的意见。后来,彭泽民收到了廖承志代表中共仔细修改过的党纲。因此,“二干会议”达成的共识和形成的决议,与“一干会议”的《政治主张》和邓演达思想相比较,都大大前进了一步;特别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迈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农工党的重要历史转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农工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三是,“三干会议”明确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1938年3月,农工党在武汉召开“三干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等文件,明确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四是,“四干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的政治主张。1947年2月,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总结了农工党的历史,规定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接受了中共领导周恩来的建议,更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的政治主张。“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从“一干会议”到“四干会议”政治主张的发展演变,农工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成为历史的必然。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公开表明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纵观“一干会议”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在农工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中,对待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首要问题,经历了建党初期不正确到正确认识的根本性转变;是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和选择,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动摇到坚定的过程;是由逐步同情、支持,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进一步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而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工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政治上不断认同、行动上不断靠拢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指导下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一部在逐步走向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走向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这是农工党88年来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
(本文选自2018年《浦江纵横》第五期 原题为《“五一口号”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
这样宏大的决定和宏伟蓝图,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开展座谈会,征集研讨相关史料,让我们从中一同回顾“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农工党上海市委 王彝伟:
1930年,从农工党成立的第一次干部会议的“一干会议”,到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农工党相继召开四次干部会议。会议先后制定出的党的纲领、提出的政治主张,从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自觉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是,“一干会议”主张革命领导权。1930年8月,邓演达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干部会议,提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纲领。邓演达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他把共产党看作为友党、同盟者;但在革命领导权上,邓演达“以我为主”,他不赞成当时的红军游击战争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他认为只有新成立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1931年11月,邓演达的牺牲对农工党是巨大的打击;其后,1933年农工党的主要骨干参加了“福建事变”也不幸夭折,农工党的骨干被迫分散、隐蔽,这是农工党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
邓演达领导的平民革命虽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分析尚未认识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虽说主张“平民革命”的主体是工农,实践中并无工农基础,起义所依靠的也都是旧军人。由于一个领袖人物的遇害,中央机关陷于瘫痪,使初创才一年多的政党遭遇失败窘况。从邓演达殉难到“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人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演达的遗训,激发农工党人在摸索中前进。同时,也促使农工党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反思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引发了邓演达事业继承者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农工党领导人立即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呼吁,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是,“二干会议”迈出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的“二干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注下召开的。会议召开前,在农工党领导人彭泽民的家中秘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讨论新的党纲问题,就提出专门要倾听中共的意见。后来,彭泽民收到了廖承志代表中共仔细修改过的党纲。因此,“二干会议”达成的共识和形成的决议,与“一干会议”的《政治主张》和邓演达思想相比较,都大大前进了一步;特别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迈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农工党的重要历史转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农工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三是,“三干会议”明确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1938年3月,农工党在武汉召开“三干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等文件,明确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四是,“四干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的政治主张。1947年2月,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总结了农工党的历史,规定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接受了中共领导周恩来的建议,更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的政治主张。“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从“一干会议”到“四干会议”政治主张的发展演变,农工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成为历史的必然。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公开表明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纵观“一干会议”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在农工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中,对待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首要问题,经历了建党初期不正确到正确认识的根本性转变;是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和选择,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动摇到坚定的过程;是由逐步同情、支持,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进一步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而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工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政治上不断认同、行动上不断靠拢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指导下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一部在逐步走向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走向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这是农工党88年来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
(本文选自2018年《浦江纵横》第五期 原题为《“五一口号”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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