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

这样宏大的决定和宏伟蓝图，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开展座谈会，征集研讨相关史料，让我们从中一同回顾“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李迅
“五一口号”发布后，积极响应“五一口号”，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打倒蒋家王朝，推动开展新政协运动，在“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受国民党势力控制，可以公开地进行。
然而，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时，中国的半壁江山仍然属于国统区。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地，还有诸多民主党派，虽然不能公开响应“五一口号”和参加新政协运动，但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投身于反美反蒋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为推翻国民党统治、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所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与香港的、解放区的新政协运动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也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民盟主席张澜留在上海，虽然由于白色恐怖，他没有对“五一口号”做出公开表态和拥护，但是他的心是与在港同仁一样激动和迫切。1949年1月平津解放，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邀请在上海的张澜和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等参加，此事为国民党所阻。
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张澜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6月离沪去北京。面对“五一口号”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位经历过晚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八旬老人不禁心潮澎湃，他亲自撰文写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
总部设在上海的民建等党派也通过秘密活动，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民建在1947年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后，也转入了地下，全国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当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总部和领导人都不在香港，故联名通电未能列名。后来盛康年秘密从香港返回上海，带来了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等人的信，民建了解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的立场和行动后，于5月23日夜秘密地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施复亮、俞寰澄、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商讨响应“五一口号”等问题，并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主建国会驻香港代表，与中共及其他各民主党派驻香港负责人联系，向中共代表表明民主建国会响应“五一口号”的立场和态度。这是民建在政治上抛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反动派正式决裂的开始。
部分宗教界人士，如以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吴耀宗先生为代表，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他们更是通过发表文章、参加活动、与旧教会决裂等形式积极拥护和响应，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8年下半年，吴耀宗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为此他还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有时不得不避居于友人家中。是年12月，吴耀宗和江文汉等，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之后，他回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会的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问题，会后即飞回香港。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包括吴耀宗在内的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是，吴耀宗接受邀请，于1949年2月16日秘密离开香港，于3月9日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去。从吴耀宗先生的经历来看，当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和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一部分进步宗教界人士已经自觉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来。1949年9月，宗教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七人，候补代表一人，他们是基督教界的吴耀宗、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和刘良模，佛教界的赵朴初、巨赞，伊斯兰教界的马坚。他们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认真讨论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执行的基本政策，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会上，吴耀宗、赵朴初、马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五一口号”全部23条条文中，直接或者间接提到关于工商界的口号有六条，它们分别是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占四分之一。这也体现了党对工商界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部分工商界人士也受到党的政策鼓舞，积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地位，积极配合协助开展地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比如，张执一领导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营救台盟领导人谢雪红脱险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张执一（1911—1983），湖北汉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直接参与领导了在沪党的统战工作。1945年夏，张执一来沪，华中局即指定张执一与锦江饭店老板，著名女企业家董竹君联系。1946年5月，邓颖超、王炳南等同志来到董竹君的住处探望，给她很大的鼓舞。
1948年2月28日，台湾人民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并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起义的领导者，后来的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在敌人追捕下逃到上海，又遭上海特务的追捕，已无立足藏身之地。就在这危急关头，张执一指示田云樵立即同董竹君联系，让她设法掩护谢雪红。董竹君马上请来职业律师刘良先生商议计策，决定由刘良先将谢雪红带到自己家里，等候乘赴南洋的货轮，然后转道香港、天津，转入解放区。就在货轮启航的头天傍晚，谢雪红女扮男装，由刘良亲自护送上船，然后由一位年轻的水手将谢雪红安置在底舱一小间。翌日，大批军警带着通缉令登船搜查未果。直到货船启航，这样谢雪红才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工商界人士中，除了董竹君，还有许多人也在冒着极大风险积极为党工作。时任上海五金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民建市委常委、上海爱建公司监事的民族工商业者虞贤法也是一例。当时地下党员张又新受党指派已经与虞贤法建立了联系，为了使虞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张又新还告诉了虞解放军邯郸广播电台的播音时间和频率。虞贤法多次听此台广播，了解了党的“五一口号”内容及最新的城市政策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思想逐渐安定下来，决心不顾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为此，他还劝一些工商界朋友也不要走。
1948年8月，国民党财政经济濒临崩溃，为了摆脱困境，就滥发金圆券弥补赤字，同时还采取限价措施，许多民族工商企业被弄到破产地步。当时，张又新一再告诫虞，千万不要相信金圆券，不理国民党的限价措施，要他利用一切可能囤积物资。虞贤法听了张又新的劝告，没有上金圆券的当，还储存了相当多的五金器材。其后，虞贤法还配合地下党采用金融手段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经济掠夺政策。
在历史命运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振臂一呼，群贤响应。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应该说，比起自由民主的解放区和“政治飞地”香港，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更加艰苦卓绝。而且，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大都有着富裕的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上有一定地位，并且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哪一个党派为执政党，不单纯是出于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和那份自始至终的家国情怀。同时，近代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尤为迫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人觉得扬眉吐气了，中国共产党的劳苦功高和众望所归的强大气场和浓厚氛围，也不断促使着大家更加自觉主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是中国统一战线史，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继续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会主义的伟大中国梦贡献自身的全部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包括广大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所有伟大革命者为我们今日的美好生活做出的丰功伟绩。
（本文选自2018年《浦江纵横》第五期　原题为《“五一口号”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