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上海是他正式从事音乐事业的起点。在上海，冼星海以满腔热血，谱写了大量响彻神州大地的抗日救亡歌曲，组织起宏大的抗日救亡歌咏队伍，创作了具有崭新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成为继聂耳之后又一位中国新时期音乐的开拓者。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红色理论家钱亦石在淞沪抗战中于奉贤前线献出了宝贵生命。2018年是钱亦石逝世80周年，他的外孙女、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特地从杭州来到奉贤，参加纪念活动。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冼妮娜，她介绍了父亲冼星海于抗战期间在上海的活动情况。
结缘上海参加“南国社”
1928年秋，冼星海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在主修小提琴的同时，选修了钢琴和作曲理论等课程。此前，他在家乡广东进入岭南大学附中及预科半工半读，参加学校乐队，17岁便登台独奏单簧管（广东称洋箫）而崭露头角，获得“南国箫手”美誉。1926年，冼星海进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国立艺专音乐系，专修音乐理论和小提琴，并兼任学校管乐队指挥。在北京和上海，冼星海发奋学习，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据他的同学、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回忆：“他（冼星海）不分寒暑，连续不断地练琴，稍一得闲就是阅读各种书籍，一天里好像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
到上海后，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田汉、张曙等人，并参加了左翼文艺社团“南国社”，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滋养，在1929年发表于校刊上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一文中，冼星海明确提出“要把音乐普遍中国”的宏伟梦想，主张“在中国普遍音乐教育，以使不振的中国充满活泼和生气”。然而，当时国内颓废的音乐环境，已无法实现冼星海音乐报国的志向。1929年夏，他毅然登上开往巴黎的航船，向着心中那纯真的梦想昂首扬帆。
冼星海来到素有世界音乐中心之称的巴黎学习音乐，靠在餐馆做跑堂、理发店做杂役、咖啡馆拉琴等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进不了音乐学院大门，他就坚持自学练琴。1930年初夏，在马思聪的帮助下，冼星海跟随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免费学琴，向多名教授学习作曲和指挥。他写成了一曲饱含对祖国与亲人思念之情的歌曲《风》，在巴黎举行了公演与电台广播，广受好评。法国著名大作曲家杜卡斯接受他为门生，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成为该院“杜卡斯高级作曲班”的学生。这段时间，他创作了《D小调奏鸣曲》《游子吟》《中国古诗》《夜曲》《牧歌》《山中》《杜鹃》等十多首作品。
1935年春，冼星海以优异成绩成为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杜卡斯高级作曲班”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音乐学院特地为他颁发了荣誉奖。老师和朋友们都希望他留在法国继续发展。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入侵中国，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国将不国，个人的前途、感情又系在何方？我将尽快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放弃了在巴黎进一步发展和优裕生活的可能，毅然投入祖国的怀抱。
谱写抗日救亡歌曲
1935年9月，冼星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到阔别6年多的上海。当时，他的母亲黄苏英在上海帮佣打工，他们租房住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一弄堂小屋，冼星海从事小提琴家教的工作。
1935年11月，冼星海应约与音乐家张曙去南京见到了田汉，田汉陪同他们观摩《夏伯阳》《四姐妹》等苏联影片。田汉力陈自己的主张，“我们要发扬闻胜不骄、闻败不馁和哀兵必胜的民族精神，一洗今日靡靡之音，鼓动起同胞展开惨烈雄大的民族抗争，就得学习苏联电影音乐的经验，创作出面目一新的群众歌曲”。冼星海对田汉的主张深表赞同。当月，就与田汉合作，谱写了《运动会歌》《救国进行曲》《时势英雄》等电影的插曲（均为田汉词，冼星海曲）。
在田汉、钱亦石，贺绿汀、张曙等人的影响下，冼星海把音乐救国的宏大志向，化为具体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冼星海积极投入，谱写抗日救亡歌曲。他和俯拾、若枬等青年诗人合作，创作了《我们要抵抗》《战歌》《前进》等抗日救亡歌曲。其中《战歌》（俯拾词、冼星海曲）是冼星海回到上海后最早创作的救亡歌曲之一，他亲自到群众歌咏团去教唱，后来在党的刊物《前奏》上发表，全国许多音乐刊物很快转载，在民众中广为传唱。百代唱片公司对他所作的《战歌》《运动会歌》《救国进行曲》灌制唱片，出版后销售一空，创下公司唱片销售新纪录。因此，公司聘请冼星海担任公司音乐部作曲、指挥与伴奏。经济条件有了改善，他和母亲迁居上海法租界打浦桥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福利坊1号，楼上为居室，楼下成为进步音乐人聚会的场所。
《战歌》《救国进行曲》等歌曲风靡全国，激起民众抗日救亡热潮，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大惊慌。1936年7月，百代公司应社会要求，将这些歌曲的唱片复灌准备投入市场。日方获悉后派出“日本浪人”冲击百代公司，查抄唱片并捣毁这些歌曲的底片。在日方压力下，百代公司英商以加薪为条件，要求冼星海不要写与局势相悖的歌曲，转而制作纯商业性作品。冼星海据理力争无果，愤而向公司辞职，宁愿分文无收为社会服务。冼星海表示，“我有我的人格和良心，不是钱能收买的。我的音乐，要贡献给祖国，贡献给劳动人民，要为挽救国家危亡服务！”
1936年年初，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改组为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冼星海与音乐家任光、吕骥、沙梅、贺绿汀、刘雪庵等同时入会，合力创作抗日救亡歌曲，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8月，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冼星海当选协会常务理事。在群众歌咏活动中，冼星海结识了青年诗人光未然，并首次合作《高尔基纪念歌》。
与钱韵玲相识相恋
1936年9月，冼星海为吴永刚编导、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壮志凌云》谱写插曲《拉犁歌》，几经反复，导演总感到曲子“水乡情调太重”，而缺乏黄土高原的豪爽之气。冼星海乃接受吴永刚提议，随同《壮志凌云》摄制组去黄河外景地体验生活，看黄河的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听船夫与波涛搏斗时粗犷雄壮的黄河号子，终于写出了为剧组称道的《拉犁歌》，并为后来《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积累了生活体验。
钱亦石是冼星海在上海时非常尊重的一位师长。当时，钱亦石在上海公共租界赫德路正明里的家，是上海左翼文学艺术家一个聚会场所，冼星海也时常前去参加聚会。在淞沪抗战中，钱亦石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在上海奉贤前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8年2月27日，各界人士在汉口举行钱亦石追悼大会，冼星海谱写了挽歌，交给歌咏队排练，歌咏队派来取歌的正是钱亦石的女儿钱韵玲。冼星海看她眼睛哭得红红的，问了以后才知道，钱亦石是她的父亲。在后来的活动中，共同的理想和爱国精神，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相识、相恋，终成眷属。1938年7月20日，他们在武汉订婚；同年10月，在西安结婚；11月，一起奔赴延安。1939年8月，女儿冼妮娜在延安诞生。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军事总动员、人民总动员，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上海演剧界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分赴华北、西南、中南、西北各地，长途跋涉开展抗日宣传。冼星海与洪深、金山、王莹等组成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于8月20日离开上海赴内地宣传演出。冼星海经南京、开封、洛阳至武汉，再由西安至延安。1938年秋，在武汉给居留在上海的母亲来信说：“亲爱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不是忘记你伟大的慈爱，更不是忍心离开你去赴千百万里的长程，我明白自己的责任，要担负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希望用洪亮的歌声，去震动被压迫的民族，慰问英勇负伤的战士，团结一切苦难的同胞……”
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党的派遣，赴苏联完成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与作曲配音工作。后来，苏德战争爆发，他归国受阻。战火纷飞、居无定处，但他“没有一天停下手中的笔”，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冼星海患上肺病并日益严重，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最终在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再也没能回到上海。
然而，冼星海与上海之缘并未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为编辑《冼星海全集》，冼星海的学生、著名作曲家李焕之，为《黄河大合唱》的原始交响合唱版谱稿，于1987年由指挥家曹鹏指挥上海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是当时最接近原版的《黄河大合唱》版本首次亮相。2015年6月，在冼星海诞辰110周年之际，冼星海在苏联时为《黄河大合唱》重新配器、增补、改编的《交响大合唱黄河》，于当年5月在上海首度完整演出，再续冼星海与上海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