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陈毅（左四）与黄源（左五）在丹阳接见当地爱国抗日乡绅。
黄源先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
初识鲁迅
1906年，黄源出身于浙江海盐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秀才，祖父在清末做过官。黄源在海盐读小学，后到嘉兴及白马湖春晖中学求学，并开始自学英语，研读英文小说。1925年，转到上海立达学园读书。1927年，由原春晖中学教务长匡互生介绍，到上海江湾劳动大学的编译馆当助理编译员，并主编《劳大周刊》。
黄源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1927年的10月25日。那天，鲁迅应邀到劳动大学演讲，黄源等人担任记录。此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他在广州目睹了国共破裂后，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的惨状。他在演讲中告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接近平民，为平民说话，为社会的前进做有益的事情，为革命珍惜生命，也要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黄源做了认真地记录，并负责整理，鲁迅演讲原来没有题目，黄源根据内容加了《关于知识阶级》的题目。校部把记录稿送给鲁迅审阅，先生只增加了短短一句话，其余并无改动。讲稿首先在《劳大周刊》发表了。10月28日，匡互生又邀鲁迅到立达学园演讲，题目是《伟人的化石》，还是请黄源去做记录。鲁迅讲毕，匡互生让黄源陪同鲁迅在会客室休息，并把他介绍给鲁迅，一边用茶点一边漫谈。这是黄源第一次听到鲁迅先生的任意谈笑，也是他与鲁迅相识的开始。
1928年，黄源为了攻学日文赴日本。在东京，黄源认识了茅盾、樊仲云等人。1929年暑假，黄源从日本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编译了《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世界童话研究》等，至1930年接连出版了四本译作。1933年4月，郑振铎、茅盾创办文学社，并出版《文学》月刊，它是以文学研究会为骨干，结合“左联”和其他进步作家的一个大型刊物。茅盾因是被戴了红帽子的，容易惹人注意，故而由郑振铎和傅东华任主编，编委会中还有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等。编辑部还需要一个助手，胡愈之便推荐了黄源。这样，黄源就做了《文学》的编辑。鲁迅对《文学》非常支持，在创刊号、第二号上发了《又论“第三种人”》《辩“文人无行”》等文章。
《文学》月刊面临查禁的危险。1934年5月，鲁迅和茅盾等决定创办《译文》杂志，借外国的作品来发言，由鲁迅任主编。但还得找一个能跑跑腿的编辑，茅盾又推荐了黄源，鲁迅也同意了。于是，黄源又担任了《译文》的编辑。其实《译文》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都是鲁迅亲自编辑的。8月中旬，鲁迅编好了《译文》的创刊号，约黄源在茅盾寓所会见。稿子的次序已排好，题目的字体，插图的尺寸都一一注明。鲁迅有果戈理的小说《鼻子》等三篇译文，用邓当世等笔名，还有茅盾译的小说《皇帝的新衣》等。黄源做了设计格式、校阅稿子及送印刷厂等工作。《译文》创刊号出版后，黄源到鲁迅寓所给他送去样书五册。此后，《译文》每期出版，黄源都要到鲁迅家去送样书。后来，鲁迅对黄源说：“我已跟茅盾说过，你学习了三个月，已经毕业了，第四期起由你编辑。”黄源见鲁迅如此信任自己，便接受了下来。
1934年11月，黄源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看到一部六册的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他知道鲁迅正需要此书，于是花了十八元买了下来。他把这部书送给了鲁迅。鲁迅一看非常高兴。当鲁迅得知花了十八块钱，就说：“这对你负担太重了，这钱我要还你的。”黄源哪里肯收，并说：“我在书上已经写上了‘鲁迅先生惠存’，怎么能收您的钱呢？”鲁迅翻阅第一册，确实有此字样，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就接受你这一册惠存，你的心意我全部接受了。其余五册还你十五元”。
鲁迅在生活上很关心黄源。他知道黄源自己不开火，每天在菜馆里吃二角钱的俄国大菜，就特地嘱咐他：“每星期六来吃晚饭，略备菜，三弟一家也来聚餐。”有时，鲁迅还偕黄源一起去看电影和演出。1936年8月，已患重病的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还专门提到黄源：“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逝世。黄源参加了鲁迅的治丧事宜。鲁迅的灵柩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成千上万民众前来吊唁，黄源与巴金、张天翼、胡风等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并连着三整夜在此守灵。10月22日，黄源又参加了送殡，他与巴金、张天翼、胡风等八位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的灵柩缓步前行，落葬于虹桥的万国公墓。时隔58年之后，黄源与巴金在杭州重会，巴金激动地说：“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
传承新四军文化血脉
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源回到了家乡，随即参加了社会抗日活动。先是担任海盐报社的特派记者，到抗日前线慰问、采访；后又随63师到了长沙、汉口，担任了《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1938年12月，在金华组织了一个文化新闻代表团，准备到安徽访问新四军。黄源被推为团长，成员有石西民、骆耕漠等。他们到达新四军军部皖南的云岭时，受到副军长项英等的热烈欢迎。接着，他随项英、陈毅去部队视察。黄源不仅结识了项英、陈毅、张鼎臣、粟裕、袁国平、叶飞、王必成等高级将领，而且还碰到了许多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如朱镜我、李一氓、夏征农、彭柏山等。黄源从前线回到军部，向项英汇报了自己的感观，并谈了准备回国统区的打算。项英对黄源说：“你不能出去。上海代表团的团长吴大琨，他出去就被三战区扣留了，你出去不保险。”那时，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为此，《中央日报》已经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职务。听了项英的意见，黄源就留在了新四军军部。
军部让黄源担任文委委员兼秘书和《抗敌》杂志的编委，还负责军部的印刷所。新四军的领导都很崇敬鲁迅先生，黄源则力图把鲁迅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他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在《抗敌》杂志上开辟了文艺副刊，还发起写“新四军一日”的创作活动，发表了陈毅、李一氓、朱镜我的文章以及邱东平的《向敌后进军》、林琳的《三个鸡蛋》等作品。印刷所也搞得很好。由于黄源表现突出，工作成绩显著，由此经冯定和彭柏山介绍，黄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源还结识了叶挺军长。1939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访问新四军，叶挺邀请黄源一起陪同，并担任翻译。10月，军部召开鲁迅逝世3周年纪念会，叶挺作了激情漾溢的讲话，这使黄源深受感动。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7日，新四军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到1月10日，我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被敌人夺去。黄源在对面的山坡上看到叶挺军长从指挥部出来。这时，密集的机关枪扫射将他们冲散了。黄源跟新三团直属队往山下冲，终于冲了出去。他和警卫员用两支手枪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凭着他的口令，黄源带着几十人突出了包围圈。后来，跑到宣城，在新四军一位战士的家里暂住了下来。这次事变，新四军除了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军长也不幸被俘。叶挺在狱中以为黄源也牺牲了，他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一张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在他写的《囚语》中也专门提到“鲁迅的学生黄源”，说他“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秘密纸条传出之后，石西民也相信了黄源阵亡的消息，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黄源》的文章。直到1941年5月，黄源到达苏北根据地时，大家才知道黄源还活着。陈毅幽默地说：“我们以为你已尽忠报国了。”
黄源回到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后，政委刘少奇决定由黄源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后来，黄源又担任了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新华日报》负责人等。
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撤离苏北盐阜转移到淮南。黄源决定到新开辟的浙东游击区去，就这样黄源到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他先后担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浙东鲁迅学院院长。在此期间，黄源还领导了浙东根据地的越剧改革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源随部队回到苏北，华中局分配他到苏皖边区政府组建华中文化协会。解放战争时期，黄源在华东野战军中，跟随陈毅、粟裕部队，戎马倥偬，转战南北。部队首长为了保护好这位鲁迅的学生，专门给他配备了两名警卫员。1949年，黄源担任了华东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
解放军渡江前夕，黄源被调到华东局，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黄源参加了接管上海文化系统的工作。1950年，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后又改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5年，大区撤销，黄源调回浙江，先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任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