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70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到江西上山下乡，1974年年底根据政策回到上海，1975年4月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按常理，我的人生应该是从学生到知青，再到职员，最后退休。没想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1986年9月开始进入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搏击风浪，勇立潮头，达到了我人生的巅峰。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我一生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折。

上海海通证券公司原总经理汤仁荣 本文图片均来自于《浦江纵横》

我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
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是从进入证券界开始的，也是从中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开始的。
当时推行金融体制改革，1986年9月，国务院决定组建交通银行，从各个银行抽调人员，我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被抽调筹建交通银行。从这一刻开始，我就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了。
新的交通银行面临着新的业务，领导把我找去说：“你去做点新鲜的事情”。我负责四个方面工作，证券、外汇调剂、票据贴现和资金拆借。就这样，我进入证券市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资本市场。
当时碰到的问题都是“第一次”，举例说吧，外汇调剂外管局监管政策实施，交通银行负责具体操作，当时美元结算中心在纽约，我们国内没有通道直接连接纽约，每汇一笔外汇都要到外边去兜一圈。1987年上海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我负责外汇调剂业务。当时连个结算凭证都没有，至于结算凭证如何流转，我只能向人请教，结果没有人懂。我是负责人，就只能自己刻苦研究，最终顺利的过了这关。
1988年9月22日，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正式成立，我专职做海通证券，成为第一任总经理、法人代表、党支部书记。公司最早在江西中路200号，后来搬迁至四川中路480号，再后来搬迁至北海宁路30号。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经过了多次的搬迁，我的证券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时我就想，领导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就必须把证券弄懂做好。再说同行竞争，也逼着我非要成为证券专家不可，否则就要被淘汰了。人家说摸着石头过河，资本市场是没有石头也要过河，我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请教，渐渐地，我对证券资本运作由陌生到熟悉。
在资本市场的过河中，海通的过河又比万国与申银困难。万国证券成立之初就是采用股份制形式，10家股东各占10%，它挂靠的上海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比较放手，因此它在人员招聘、财务、费用、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海通与申银都受制于银行的传统体制，在人员编制、工资总额、费用开支、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的约束。然而，申银的上级单位——工商银行是一家老牌的银行，它自身各方面都已经成熟，可以有较大的力度支持申银的发展。而海通则不同，它的上级单位——交通银行本身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也急需扩张网点，扩充人员等。因此，其支持力度远不如工商银行，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记得当年公司受制于人员编制、工资总额，于1992年在公司所在地外的电线杆上张贴招聘广告，招来了不占编制的打字员；向冶金、仪表、纺织局招来了一批不占编制、不占工资总额的劳务合同员工，那可比轰动上海滩的航空公司去纺织局招“空嫂”早了一年多。要知道在当时的人事管理体制下，连辞职都是属于“吃螃蟹”的。
说起早期的资本市场，那是从国债发行起步的，早期的金融体制改革则是从打破资金画地为牢开始的。在1991年以前，历年的国债发行，基本上是采用行政摊派方式发行的，此举虽然能保证及时、足额完成国债发行任务，但存在着种种弊端。1991年，财政部为了掌握国债发行市场的主动权，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特意留出一部分国债，进行市场化发行的承购包销试点。海通证券在交通银行总行支持下，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发起的承购包销团。海通作为上海唯一参加的承销商，还担任了承购包销团的副主干事。在今天看来是一项十分平凡的承销活动，但在当年却是了不起的改革了。承销团在北京签字前夜，中央部委之间还有不同意见，后由国务院副总理协调才得以解决。
回上海后，在当年市里的国债发行工作会议上遭到了批评，说此举造成了上海资金外流。分行领导找我谈话，问为什么去北京参加承购包销，我当然据理力争了，最后承诺不在上海地区销售这部分国债，这才不了了之。
1990年，朱镕基在香港参观联合证券交易所的时候说，年内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张。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出贡献，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
上交所成立之日，左二为汤仁荣
总有人问我：你是怎么会成为证券专家的？
我的体会：一是碰到问题要多总结。其实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你比人家多想一点，多考虑一点，那你就比人家厉害了；二是做好一件事后要善于总结，总结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做事，能够更好地做成事。我一直跟属下说，人家是失败了要做总结，我认为成功了也要做总结，有很多人成功了没有总结，所以后来就失败了。因为成功了总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实际上成功还是有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到以上两点，你一定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我为普及证券知识尽力
人们认我为“证券专家”，确定我比许多人早懂得一点。当时，大家基本上没有资本市场的概念。我感到我有义务普及宣传这方面的知识，这也是我对证券市场应该做的一点贡献。
1990年，我写了第一本书《证券的发行与流通》。当时市场上没有这类书，连进口的也没有。那本书没有资料参考借鉴，完全是我进入金融证券行业工作两年多的总结，我写了两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出版社送样书给我审阅，我发现书名被改为《证券的流通与发行》。我想不对呀，先有一级市场再有二级市场，先有发行才有流通，怎么倒过来了呢？可见当时证券知识是多么匮乏。我向出版社指出错误，出版社编辑问我怎么办，我说把书从书店收回来。过了两天，编辑跟我说，书都已经被卖完了，一本也收不回来了。后来又加印了二版，在加印时把书名改了过来。这本书出版后获得很高评价，业内专家总的评价是，填补了中国资本市场理论研究的空白，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该书出版不久，又有出版社编辑找到我，希望我录制一盒录像带，时长40分钟的视频，专门讲解证券。我问他：“40分钟能把证券讲完吗？”他问“您想要讲多久？”我说“我跟你们总编谈吧”。我前往上海高教音像出版社，跟总编辑介绍了证券的基本内容，我说最起码要录制6-8小时，才能讲得清楚，总编辑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脱稿录制视频，整整坐着录了8个小时，那位总编辑也陪我坐了8个小时。1991年，上海高教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的录像带，时长8小时，一套4盒，售价人民币350元。市场上销售了几百套，总算没有亏本。要知道当时出版社是先要有出版计划，有了计划才有资金的，可见当时的出版社也在改革创新。
后来我又写了《证券市场》等五六种书。2004年，我撰写了最后一部书，把证券市场的风险和如何防范风险做了一个总结。
除了出书出录像带，我还在报刊上撰稿宣传普及证券知识。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那是1993年，上海财政局对资产评估师进行培训，请财政局的老师上课。那天，正好老师有事，他们就找到我去救急。说到资产评估，我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不过我还是谢绝了。可是，他们多次盛情相邀，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就去上课了。上课时，那些年龄比我大的会计师认真地听讲，还不断地记着什么，下课后他们纷纷过来围着我提问，我都一一解答。以后，上海财政局多次培训都邀请我去讲课，主讲资本市场资产评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评估。后来，我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上，这篇文章获得了湖北经济学会年度论文一等奖。
我设计了国债组合收益凭证
回忆我在证券界的工作经历，有许多人印象深刻，有许多事难以忘怀。公司曾经发行过一个国债组合收益凭证，这是100%的创新，也是我的得意之作。
1993年下半年，国债市场不景气，二级市场收益率达到20%-22%都没人买，这样一级市场就没法发行。当时我到美国考察，跟财政部高坚司长一个团。高司长闲时跟我聊，说国债一直发不出去怎么办，这时国家财政困难，国债发行是很重要的国库收入。
我问高司长，“如果我设计出来一种流动性高、老百姓欢迎、不用承担风险的产品，你们财政部是否支持？”。
高司长摇头说，你是无法设计出的。买国债老百姓肯定要承担风险的，可是要老百姓承担风险他们就不买国债了。
我回到上海就仔细琢磨，老百姓为什么不买收益这么高的债券呢？哦，是担心它的流动性吗？老百姓越是不买，国债的流动性就越差；另外，当时流行单位摊派国库券，这也让人对它感到反感。
经过思考，我设计出了一个国债组合凭证的产品，我设想，把1991年、1992年的各种国债都买回来，买它1个亿，以公司名义再发行组合凭证。购买者可以随时在公司营业部柜台交易凭证，取得现金。交易时的价格，按约定的收益率，以持有凭证的时间长短来计算，也就相当于是“活期存款，享受定期利息。”公司拿到的国债收益率高，卖给老百姓的收益率就降低一点，其中的差价不就是公司的利润吗？而老百姓得到的收益却比储蓄高得多，不就有购买的积极性了吗？在流动性方面，老百姓拿着凭证，可以随时到营业部柜台进行交易，并按约定的价格取得现金，他们不就放心了吗？
我派了个老同志去北京财政部审批，他向我说上报财政部审批很麻烦，我说那就直接送到国债司审批也一样的。公司把这个产品报给国债司，国债司下面处室的同志手写了一份文件，表示同意我们在上海试点，并盖上了国债司的大印，就此完成了中国最简单最实用的批文。
发行前，公司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记者提问，这个是债券？储蓄？我回答都不是。债券不是由我们来筹集资金的，储蓄是银行的业务。记者又问：你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我说是二级市场变相的一种流通手段或者说是工具，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帮老百姓托底，国家帮我们托底。也有人问我：如果老百姓一起来兑换，你怎么办？其实，我测算过的，一般人需要用钱，第一个是动用活期存款，然后才是定期存款，但是这两项是用不完的，除了个别家庭以外。我们的产品是集储蓄、债券、风险、流通性为一体的产品。新闻发布会结束后，50多条新闻涌现在报纸、广播和电视。
待到1994年1月正式发行的时候，各大营业处老百姓纷纷排队，他们把本来要去银行储蓄的钱都拿来购买凭证。不仅是老百姓买，连企业也纷纷购买凭证，很多人还通过开后门托关系来购买凭证。
公司先买了1亿元国债，发放1亿元凭证。那年一年期储蓄利率是5%，我们设计的国债组合凭证收益率是10%至12%，所以引发了一个抢购潮，卖疯了。公司计划发2—3个亿，结果发了将近6个亿。在1994年，6亿是很多很多的钱了。这件事拉动了二级市场国债的交易，推动了一级市场的发行，并为后来财政部发行贴息国债提供了参考和依据。此事于国于民都有利，公司当然利在其中了，因为公司收进来的国债是20%-22%的收益率。国家、公司和老百姓，三者利益兼顾，能做到三者都满意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过得真快！1988年9月，海通证券成立，我担任第一任总经理，当时公司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转眼之间，已经30年了。假如没有吹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就没有后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如今，我尽管退休了，每每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我就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因为改革开放让我的人生放光彩！
（原题为《证券改革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