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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董必武与孙中山的革命交往,从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到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孙德魁/人民政协报  
2026-11-16 09:50 字号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前夕,与黄兴、蔡元培等临时政府军政要员同游南京愚园,在春晖堂前合影。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前夕,与黄兴、蔡元培等临时政府军政要员同游南京愚园,在春晖堂前合影。

 1935年董必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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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诞生150周年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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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敬“中山先生”,到成为他的追随者,再到超越旧民主主义的局限、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董必武与孙中山的交往轨迹,本身就是中国先进分子从迷茫中寻找出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最终找到正确道路的生动写照。
早年革命思想的共鸣与追随
“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
董必武早年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身处近代浩荡的世界潮流之中,两人之间的这段交往,已经超越了私人情谊,成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上下求索、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生动缩影。
1905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在等待入学期间,他就经常到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组织的秘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中阅读进步书报。
起初,他还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很感兴趣,认为其“立意新颖,文字生动,笔下带有感情”,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后来,在刘静庵等革命党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的阅读室中,董必武又读到了孙中山主办的《民报》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在思想深处感到《新民丛报》的观念渐趋“浮薄”“落后”,从而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等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基本政治观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黄州中学任教的董必武闻讯后,格外振奋,抑制不住想立即上前线与起义战士共同战斗的心情,“毅然剪掉了头上的发辫”,直奔武昌。
抵达武昌后,他就“打定主意参加工作了”,并且“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当时,他在汉口军分府军需部担任秘书,动员并带领市民群众向前线送饭送水,支援起义军在汉口刘家庙、三道桥等地作战,目睹了革命军民的英勇与赤诚。
30年后,他在为重庆《新华日报》写的社论《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中仍深情回忆当时的场景:
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
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持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
1911年12月,董必武在武昌加入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并被推选为支部评议部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湖北支部的一名骨干。
初次谒见与两次入狱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随着辛亥革命成果一步步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所篡夺,革命陷入低潮。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海外。董必武在痛苦中深思“革命是这样的吗?”尽管“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但是他毅然决定“追随孙中山,继续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而奋斗”。
1914年1月,他从朋友那里得知孙中山正在日本东京重新积聚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活动,于是和同乡一起,登上东渡的客轮,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边攻读法律,边从事革命活动。
1914年7月8日,在中华革命党成立的当天,董必武等经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居觉生介绍,赴孙中山寓所拜谒,当面向孙中山陈述他们立志继续投身革命的政见,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当场履行了打指模、立誓词等入党手续。
193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董必武专门撰写《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深情回忆当天的场景:
先生着现在所谓中山装的青衣服,容貌美秀而文静,如我们平素所看的相片一样。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唯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丧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这番话对董必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坦言:“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
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反袁起义。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活动监视甚严”,遂“潜回黄安家中”,以待时机。
不久之后,他又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罪名是“在日本奉举乱党头子孙中山之命回鄂,串通驻扎南湖的炮兵团起来造反,反对袁世凯称帝”。据董老的堂弟董献之回忆,当时,家里不知如何处理,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武就有生命危险”,遂请县里多位知名人士同去县府晋谒知事,但仍被以“案情重大,承担不了”为由,一口拒绝。最后经黄州府高等小学校长陈逵九先生多方奔走,黄安名流“联名讲情具保”,董必武才得以脱险。
然而到了12月,因护国运动爆发,各地再次变本加厉地监视和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黄安县知事遂以“孙中山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下狱。只是这次入狱同样也未发现董必武进行反袁活动的证据,加上全国的反袁声势高涨,没过多久就不得不将董必武释放。
出狱后,董必武并未退缩,而是以“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的诗句,坦述自己坚定的革命胸怀,“联络八方仁人志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护法运动失败后的失望
“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董必武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前往利川担任司令部秘书,协助处理军务。其间,与蔡济民“共事异常和谐”,成为其得力助手,二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然而,1919年1月,蔡济民被护国军内部的方化南和唐克明合谋以卑鄙的手段杀害。董必武闻讯后“非常愤怒”,随即赶回利川调查真相。他从电报局查获了唐、方两人勾结的密电,并于1919年2月21日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向社会披露血案真相。同时还发电报给孙中山,报告蔡济民被方化南等人杀害的情况。孙中山收阅电报后,“极感哀痛”。
随后,董必武受各方推举,前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情况,请求严惩凶手。然而,此时的孙中山早已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手中无兵无权;虽表同情,却也难以相助。由于苦苦申诉却长期不得结果,又眼见残害蔡济民的元凶仍耀武扬威、鱼肉百姓,致使董必武陷入空前的失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他曾对好友坦陈当时的心迹:“老办法看来失败了。中国革命成功必待新兴势力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
1919年3月,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汉俊。当时,李汉俊几乎天天和董必武等人交谈、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李汉俊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俄国革命的外文书籍。从这些交谈和研读中,他又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的伟大祖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一天天更加繁荣强大,这就是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1920年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尽管如此,董必武后来仍在党的一大上主张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联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参加了这次历史性会议。
8月5日,在嘉兴南湖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如何对待孙中山的问题。董必武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认为:孙中山虽有不足,对其革命策略方法,应持批评态度,但不能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更不能认为孙中山比北洋军阀更危险;应当承认,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孙文学说也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他提出:为了反对所有革命阶级的敌人——北洋军阀,应当联合孙中山。
这次争论实质上是党在领导革命时要不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虽然大会决议并未采纳董必武的主张,但历史证明了董必武作为一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独立的政治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作为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席并主持孙中山的纪念活动。1955年,董必武在孙中山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1956年,他担任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团成员。1961年,他担任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并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196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董必武担任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正如董必武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伟大祖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一天天更加繁荣强大,这就是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历史重庆研究基地专家)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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