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十月，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在《科罗拉多丹佛日报》刊登了孙中山演说启事。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在美筹募革命经费时与洪门致公堂成员合影（一排右二为孙中山、左二为黄三德）。

 

1911年，有孙中山签名的“中华民国金币”。

在孙中山先生长达4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大半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孙中山深知海外广大华侨特别是众多致公组织成员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蕴藏着丰富的革命潜力，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之一，他多次赴海外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海外致公组织也在孙中山先生的引导下，发挥独特优势，焕新宣传阵地、撒播革命种子、传播革命主张，为孙中山革命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焕新宣传阵地争人心
冯自由在近代史书《革命逸史》“美洲革命党报述略”一节中写道：“革命党驻美洲各机关报之出世，远在保皇党各机关报全盛时期之数年。盖总理虽于乙未广州失败之后，尝于丙申（民国前十六年，即1896年）、癸卯（民国前九年，即1903年）、己酉（民国前三年，即1909年）之三年三度游美，极力为个人之奋斗，然以缺乏同志文士襄助，且无言论机关为之宣传，故收效不著。”
当时，美洲洪门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的主笔由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担任，虽然欧榘甲思想倾向于革命，但他与孙中山在革命策略上存在分歧，如其撰写的《新广东》中提出“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奋，不能不图自立”的主张，就与孙中山所提“共和制政府”大相径庭。1904年孙中山赴美时，欧榘甲在《大同日报》攻击其革命路线，称洪门不应支持孙中山，对孙中山的革命宣传百般阻挠。
孙中山积极面对这种状况，在民众中宣扬：“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
孙中山劝说美洲致公堂领袖黄三德及任该报经理兼译员的致公堂书记唐琼昌改组《大同日报》。黄三德、唐琼昌起初希望欧榘甲与孙中山合作，但“欧坚不从，遂下逐客令，摈之于门外”，由孙中山暂代总编，后由留日学生、同盟会骨干刘成禺接任。
易帜后的《大同日报》以进行革命宣传为己任，刊发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说，革命派以此为宣传机关，对宣传革命道理，争取广大海外侨胞起来支持革命、投身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一书中写道：“革命横议，鼓荡全美。华侨受其感化者日众，计总理是次游美之成绩，实以改组《大同日报》为最著。”
撒播革命种子聚合力
在黄三德等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建议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倡议并领导“堂务改革”，以改变原先“章程陈旧”“组织涣散”的状况。
1904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取代了致公堂原先的“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锄奸”三大信条，给原先以经济互助、生存自卫为目的的会党组织增添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同时，孙中山一边广泛地向洪门人士解说洪门成立的渊源和奋斗史，一边竭力向他们宣传国内革命的形势和前途，使得美洲致公堂的领导人和大多数成员明白了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孙中山向洪门首领们大力倡议实行全美会员总注册，并整顿美洲各地洪门组织。各首领对此项建议多表赞成，推举孙中山及黄三德赴全美各地劝导各分堂会员实行注册。
1904年5月下旬至9月下旬，黄三德陪同孙中山从旧金山出发，穿越美西、美中、美东的洛杉矶、亚特兰大、费城、华盛顿、芝加哥、纽约等30多个城市。每到一地，先由黄三德“开台演戏”（洪门用语，意为招收会员拜盟行礼），然后孙中山登台讲演，宣传其革命主张。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通过重新注册，整顿了堂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会员参加革命的热情。
孙中山的宣传为后来美洲同盟会的成立、同盟会与致公堂的联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9年11月至1910年初春，孙中山到美国发起建立同盟会。初期，各地入会者多为少数进步华侨青年，为数众多的致公堂成员均未加入，多数致公堂“会员均以革命老前辈自命，一向卑视后起之革命小子。”孙中山决定全体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以示合作诚意，致公堂对此“备极欢迎”，并简化入堂手续，双方各在自己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发布布告。
孙中山此举有力地推动了美洲各地党务的发展，从此“南北美洲二十余国华侨，纷纷投向革命阵营，加入同盟会者将达万人，成立同盟会机关者，计有四十九埠”。
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吐故纳新，使致公堂衰老的肌体吸进新鲜血液，同时也使同盟会组织获得大发展，壮大加强了革命力量。
传播革命主张获支持
1904年，孙中山初到美国旧金山进行革命活动，为了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他建议黄三德将邹容所著的《革命军》多印一些，向美洲、南洋各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印了一万多册，向华侨广为散发，全美华侨得此宣传品的启发，对反清革命开始有了正确认识。
为使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以顺利进行，黄三德陪同孙中山游历美洲各地。他们于1911年1月启程，1月19日抵纽约，31日抵旧金山，2月6日又由旧金山至加拿大温哥华，所到之处皆受到当地致公堂的热烈欢迎，各埠致公堂还派出1000多名代表到车站欢迎，并大放洪门、收纳会员，为孙中山的演讲提供场地并派专人保护其安全。
后来，在致公堂的资助下，孙中山继续前往欧洲进行革命宣传。2月10日，孙中山致信旧金山致公总堂众职员，兴奋地通报在温哥华大受致公堂弟兄欢迎的盛况：“现加拿大公堂纷纷电邀弟在此数日，当即往各埠一游后，自满地好出美境周游各埠，以冀振兴我洪门党势力。不日当拟一告白寄上，请由总堂出名登报，布告各埠洪门手足，以便陆续前往演说运动。届时自当寄上也。”
1911年7月，孙中山向致公堂提议，在致公堂与同盟会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组建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致公总堂为此刊发了通告。
9月2日孙中山等四人离开旧金山到美国各州演讲、劝捐。
张蔼蕴在《辛亥前美洲华侨革命运动纪事》中记录了当时热烈的演说场景：
革命首领孙逸仙先生，与黄芸苏先生，驾抵钵仑，致公堂备车欢迎。先到致公堂稍憩，随往拜客，各同胞相见甚欢。在西人亚伦可跳舞堂演说，听者五百余人，为埠中空前之大会集。
9月12日，孙中山抵达舍路。在他演说后“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之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孙中山又接连演说两次，“将历年革命之历史及将来革命之方法，解释无疑义，听者均为感动，且担任力助革命事业，以期速成”。
集聚革命力量终成势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因有洪门致公堂的大力支持得以迅速发展，无数海外侨胞在洪门致公堂的发动下，纷纷投身民主革命，成为革命宣传的鼓动者，革命经费的支持者，革命起义的参与者。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许多洪门致公堂爱国人士资助并追随孙中山，1911年10月9日，孙中山致函洪门筹饷局会计李是男，指示收到捐款的处理办法。李是男后在该函附加说明称：“先生复自西往东，周游演说月余，集款达四十万。”其所指“周游演说月余”应是9月2日由旧金山出发募捐时起，至10月20日抵纽约时为止。
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 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刘伯骥所著《美国华侨史》称：“筹饷局于区区数月之间，展开筹募，于年底结束以前，竟筹得美金四十余万元，可见皆当时民气之盛，而主因还是由于致公堂与同盟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有以致之。”可见其筹款成绩之大。孙中山曾盛赞华侨为革命捐款是“一团热诚，只为救国”“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
为了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历次都有海外洪门成员回国参加，有的还是起义军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初集中写道：“当我国国民革命起义之消息传播海外也，南洋、美洲之华侨，因向来对于革命党颇有好感，故应援革命军，募捐军饷，自不待言。就中归国挺身参加革命壮举者亦复不乏人……夏威夷、美国等地归国参加革命军之华侨，为数亦复不少。”在著名的广州之役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约30位是海外华侨。
故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华侨为革命之母”，并深情回忆道：“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正是源于海外华侨身上可贵的精神品格。他们以开阔的眼界洞察世界大势，看清民族前途与时代方向；以开放的思想拥抱进步潮流，敢破旧俗、勇立潮头，为革命注入新知与活力；以深沉炽热的爱国情怀为根本底色，将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化作为革命倾囊相助的慷慨、奔走呼号的执着与以身许国的担当，最终汇聚成支撑近代革命浴火前行的磅礴力量，也让“华侨为革命之母”这一赞誉，有了最坚实、最动人、最不朽的精神注脚。
（作者系致公党贵州省委会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