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临时政府各要员合影，蔡元培时任教育总长。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此为第二枚“推翻帝制”，邮票主图人物（右起：蔡元培、黄兴、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中国邮政，2011年发行。

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中国人民邮政，一九六六年发行。

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刊发孙中山信札，首度披露“十六字纲领”，此为剪报（局部）。

蔡元培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中国人民邮政，一九八八年发行。

蔡元培比孙中山小两岁，他与孙中山的相知相交以及投身革命的历程，在同时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颇有些与众不同。
这段人生历程，在同时代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中可称独一无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焕发出了璀璨的光彩。
前清翰林“弃仕办学”
蔡元培以翰林之身投身革命，自是有着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之气魄与胆识。当然，其人完成从前清翰林到革命党人的巨大转变，也曾经历过一个从支持“维新”、赞同“改良”到同情“革命”，直至转而投身“革命”的逐步演进历程。
1894年春，蔡元培由绍兴赴京，6月间出任翰林院编修。此时，也正是青年孙中山怀揣着一纸《上李鸿章书》一路北上，越港澳、抵上海、奔天津之时。可以想见，一边是在紫禁城中由光绪皇帝殿试钦点的翰林编修；另一边则是辗转北上欲求见李鸿章而不得一面之晤的青年医师，孙、蔡二人当时的个人际遇与境况，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想象日后竟会成为同舟共济的同志。
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洋务运动数十年积累的成果与实力，转瞬间灰飞烟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旋即又于1895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惜以巨额的战争赔款与主权沦丧，来换取暂时的苟延残喘。
此后不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党人”群体崛起，“维新”思潮波及朝野内外，人心思变之声不绝于耳。
不过，随着康有为、梁启超被清廷通缉，“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即刻已成“定局”。这样的情形，令蔡元培深感忧愤，当时“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然而，“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对于这么一场来自清王朝内部，可称“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之所以失败，这位前清翰林颇有感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可以说，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未果，即刻在海外创立“兴中会”的毅然决然相仿，蔡元培抛弃仕途、投身教育的这一历程，也可谓果敢果断。
如上这些忆述，均出自其1936年写成的《自写年谱》中，虽是晚年点滴追忆之记述，仍可感受到这位前清翰林当年的激进诉求与迫切心情。
从“革命教育”到“教育革命”
1898年秋，蔡元培返归故乡绍兴，出任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其间还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及诸暨丽泽书院院长。然而，在旧派势力的排挤之下，蔡元培最终还是离开了中西学堂，转而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
随着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签订，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积重难返之势，进一步呈现出来。此时的蔡元培，深感在现行政权体制之下，根本无法施展“富国强国”之策，更无法实现“教育救国”之理想，遂萌生反清思想，决意要把“教育救国”的理想，与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相结合，走出一条从“革命教育”及至“教育革命”的道路。
1902年，蔡元培先后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团体，大力宣传革命，倾力从事“革命教育”事业。这些团体开展的政治活动，皆以《苏报》为公共传播平台，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力。然而，不久“苏报案”发生，蔡元培亦牵涉其中，好在当时他身在青岛，侥幸逃脱。经此一番艰险变故，蔡元培认清了清廷腐朽根本无法“改良”，更坚定了他必须推进革命之决心。
1903年末，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次年初改名为《警钟日报》，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揭露沙俄侵华活动，抨击清廷外交腐败。此时南方的反清革命运动已极为高涨，尤其是在蔡元培的故乡绍兴，反清会党啸聚山林，一大批归国的反清志士，正紧锣密鼓、日夜筹谋，秘密发动起义之势，已日趋显现。
1904年11月，蔡元培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并在爱国女校举行了秘密的仪式。被推为会长的蔡元培，亲自修订了《光复会章程》，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宗旨。
1905年夏，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蔡元培接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
首度宣传“十六字纲领”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蔡元培接受孙中山之邀，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始了他从“革命教育”向“教育革命”的转变。
孙中山对蔡元培委以重任、寄以厚望，一方面是革命家个人的深思远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上海革命形势发展所呈现的趋向使然。事实上，自1903年“拒俄运动”以来，上海业已成为国内外革命者联络的枢纽，蔡元培主持的两个以“爱国”命名的学社学校，被时人视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爱国团体”。
据考，在国内首度公开宣传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人，就是蔡元培。
1904年4月26日，在蔡元培主持的《警钟日报》上，首度出现了这一振聋发聩的革命纲领。当天的报纸版面上，赫然印出了一通孙中山的信札。编者为其加有一条特别的“按语”：
孙逸仙为吾国革命巨子，其事迹既轰烈于寰球。自庚子后外势之侵入益甚，起视吾国，殊为梦梦，然则谓今日革命能以有成，能以救亡与否，仆不能无惙惙。探得孙氏有致某君之手书，特录文奉上，揭之报端，以供读者诸君评判。
编者“按语”之后，孙中山的信札全文随之印出。这是一通向友人解释其革命思想及“平均地权”主张的信札，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以“十六字纲领”为核心内容的革命誓词之由来。
当时，国内民众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主张，还并不十分了解，对于其“民生主义”及“平均地权”的一系列革命主张，也还谈不上充分理解。经由蔡元培及其主持之下的《警钟日报》的首度宣传，为亟待了解与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与主张的民众，带来了一场“及时雨”。
蔡元培在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期间，经其细致工作与积极推进，直接发展的同盟会员就有十余人。为了工作方便，他还在上海中国公学、健行公学等处设立革命秘密机关。
不过，蔡元培也深感要想从根本上救治积弊丛生、积重难返的旧中国，还得向当时的世界发达国家学习。1907年8月，蔡元培赴德留学，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科学、教育、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考察与研究。
海外探寻  奔走献策
身在海外的蔡元培，仍密切关注着国内革命动向与革命形势的发展。武昌首义时，他召集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会场上“裂龙旗，制三色旗二，交叉于书记案上”，公开明确地表示了与清廷的决裂，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欢欣鼓舞。
除了向德国大力宣传中国革命之外，蔡元培还向时在美国纽约的孙中山致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力促其即刻筹款购置新式攻城炮，尽快充实革命军的实力，以便速战速决，在军事上实现速胜。
在信中，蔡元培向孙中山明确提出了“速购新式攻城炮”的相关军事建议，并有相当清楚确切的统计数据与周密详细的形势分析。
这一事关重大的军情密报，蔡元培冒着被清政府驻德使馆侦知的风险，寄到了孙中山的手中，其爱国报国的赤子初心、二人同心同德的革命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1911年11月，武昌首义一个月之后，蔡元培绕道西伯利亚，赶赴上海，与黄兴、章太炎等一道，开始筹设革命胜利之后的各省代表会议。12月，孙中山由海外归国，被众人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组建的南京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二人皆怀着无比热切的革命激情，投入到临时政府的建设工作之中。
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后，革命形势并未因之持续推进，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也一度岌岌可危。因当时北方大片领土仍在清廷实际控制之下，后又逐渐演变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孙中山虽曾力主北伐统一中国，但因其手中所掌控的军力薄弱，加之财政困难，尤其是革命党内部妥协思想占了上风，遂使北伐之议无法实施。
“南北和谈”之后，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与临时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围攻之下，孙中山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在清帝溥仪退位以后，立即辞去大总统并荐袁世凯以代。
随后发生的一切，袁世凯复辟称帝，及至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国内民主革命与军阀割据势力的殊死较量与无休缠斗之中，蔡元培从思想上也经历了从悲观失望到重拾希望的艰难转变。他逐渐意识到，先前的“革命教育”，培育出了一系列革命经验，锻造出了一大批革命人才，终至以革命手段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至此仍不足以救国。接下来，还有一场至为关键、颇为切要的“教育革命”势在必行——因为只有通过革新教育之后所完成的全体国民之文化启蒙，才能从根本上去实践与实现“教育救国”之理想。
为此，洪宪复辟丑剧终场之后，蔡元培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16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就此开启了“教育革命”之新征程。
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大力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与学风，热烈欢迎“德先生”与“赛先生”，提倡民主与科学；“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互为呼应、接踵而至，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派学者”，在此崭露头角、大放异彩。
这一切，无不体现着蔡元培从“革命教育”转投于“教育革命”的又一卓越功绩。当年曾被蔡氏延聘至北大任教的著名学者梁漱溟，1942年3月撰写《纪念蔡元培先生》，文中说：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1996）
事实上，在赴北大就任校长之前，蔡元培也曾有过犹豫迟疑，一些老友也力劝其不要就职，他们认为北大早已腐败不堪，何必为此受累，弄不好还会搞得声名狼藉。为此，蔡元培还曾特意访晤当时暂寓上海的孙中山，向其征求意见，请其指点方向。
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如蔡元培这样的“老革命”，应当去那帝王思想与官僚习气弥漫笼罩之下的北京，主持北大这样有着全国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借此可以大力革新社会思想与风气，为将来的革命铺垫社会启蒙与人才培育的基础。
孙中山的热切寄望和远见卓识，与蔡元培的“教育革命”理想，可谓一拍即合、不谋而合，二人一番晤谈之后，蔡元培信心更为坚定，毅然出任北大校长一职，随之担当起了整顿与革新北大的历史重任。
应当说，主持北大的10年，是蔡元培投身革命以来，最为璀璨夺目的篇章。这10年间，北大培养了大批人才，革新了社会风气，积累了革命经验，为中国革命增添了强劲动力与活力，为中国社会输入了新鲜血液与因子——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期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所作出的贡献与功绩，当然是可圈可点、不可磨灭的。
在赴任北大校长之前，孙中山对蔡元培的支持与鼓励，劝说与力促，同样也不应被遗忘，理当为世人所铭记。
既是“革命同志”，又是“君子之交”
孙中山逝世之后，蔡元培对“三民主义”学说的倡导倡行、解释解说与发挥发扬，可谓不遗余力。
1927至1929年间，蔡元培曾多次撰写文章宣传孙中山思想的相关评论，《三民主义的中和性》《说总理的惟生史观》《唯物史观、唯心史观与唯生史观的比较》等一系列文稿，公开发表于国内各大报刊之上。于此，亦可见蔡元培对孙中山其人其思想的尊崇与推戴之意，并不仅仅止步于当年的革命岁月，而是始终致力于孙文学说的研究与实践，力图将新年代新形势之下的新思潮纳入其体系之中。
蔡元培终其一生，对孙中山政治学说的研究、演说、宣介乃至发扬，一直没有懈怠，始终与时俱进。这样的情状，不禁令人联想到蔡元培为孙中山所撰的挽联：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
承续孙中山的思想与政治遗产，蔡元培将对孙中山的追悼与怀念，不但书写在挽联上，也践行于自己后来的政治理论研究相关活动之中。
综上所述，可知蔡元培与孙中山的相知相交，并没有大量体现在一些具体的革命活动及历史事件上，而更是体现在二人精神与思想层面上的默契与呼应，更多地反映在了二人爱国情怀、救国情结乃至人格情操上的高度契合。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元培与孙中山的相知相交，既是革命道路上同道同心的友朋同志，更可视作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所谓“君子之交”吧。
（本文作者系知名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