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前排左一）在贵州毕节与当地苗族群众合影。

 

朱德在战士们中间

 

张振汉和夫人邓觉先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人们回望那段气壮山河的远征，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湘江血战、遵义转折、飞夺泸定桥等惊心动魄的战场画面。然而，在枪林弹雨的背后，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悄然改变着红军的命运——统一战线工作如同一根坚韧的纽带，将红军与各路反蒋力量、少数民族群众、开明士绅乃至国际友人联结在一起，为这支衣衫褴褛却信仰坚定的队伍开辟了生路、赢得了时间、凝聚了人心。
策略破局：

向地方实力派“借道”前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面临蒋介石设在赣粤湘边境的四道封锁线，前三道由粤军陈济棠部把守。朱德亲笔致信陈济棠，提出“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8页）并选派熟悉粤赣边境的何长工与擅长政治博弈的潘汉年秘密谈判。
1934年10月5日，何、潘二人前往寻乌罗塘镇，与陈济棠部代表杨幼敏、黄质文展开密谈。10月6日，双方达成五项秘密协议。10月17日，中央红军以极小代价突破前三道封锁线，为后续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生机。
然而，当红军于11月中下旬进至湘桂边境时，蒋介石在湘江沿岸部署第四道封锁线，调集30万兵力合围，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面对绝境，周恩来、朱德等人精确洞察到桂军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深层矛盾——桂军的核心诉求是保住广西地盘，而非为蒋介石剿共。对此，红军展开了一场灵活务实的统战工作，红军采取了不主动攻击桂军，晓以利害，促使其消极避战的思路，并借助桂军内部进步人士以及地方开明绅士向李宗仁、白崇禧传递消息，表示红军仅借道广西北上抗日，绝不侵犯广西的利益，蒋介石是通过剿共来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另一方面，红军严格遵守不主动攻击桂军的原则，对桂军的试探性进攻仅做象征性的反击，甚至主动退让，给其应付蒋介石、保存实力的空间。这让白崇禧更加坚定了他消极避战的决心。
白崇禧权衡利弊后，于11月下旬以担心红军进逼桂林为由，突然下令扼守湘江北岸的桂军主力南撤，防线瞬间出现60公里薄弱环节。红一军团第二师迅速占领全州至兴安间的关键渡口，为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渡江开辟了通道。
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李德、博古却没能指挥部队把握好宝贵的渡江窗口期，反而带着从根据地搬出来的大量笨重物资缓慢前进，极大延误了过江时间，让承担阻击任务的红军部队蒙受了巨大损失。从另一种角度看，如果没有此前对桂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那么行动缓慢的中央红军在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下，恐怕很难逃脱被国民党军四面合围全军覆没的绝境。
书信借道与旧谊统战：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智慧
如果说对粤军、桂军的统战是利用现实利害，那么贺龙写给旧部田冠伍的那封信，则展现了统战工作中人情与大义的交织。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兵临四川酉阳城下。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川湘黔三省交通要道，若强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此时镇守酉阳的是川军独立第二旅旅长田冠五，恰好是贺龙当年的旧部。
贺龙深知田冠五“保存实力”的心理，提笔写信，明确表示红军只是借道酉阳前往湘西北，绝不占地盘，不扰百姓，同时劝诫田冠五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应再为蒋介石卖命。田冠五感念贺龙豪爽仗义的为人，也清楚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蒋介石军队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只要红军不入川境、不侵占其防区，便无需死拼。
10月30日，红二、六军团抵达酉阳城南，发现城门洞开，守军已按田冠五指令悄然撤离。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县城，打通了湘西通道。
再将目光投向川陕根据地。早在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就已对陕军孙蔚如部开展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委派参谋主任徐以新为全权代表，赴汉中与孙蔚如秘密会晤，双方签订“汉中密约”，约定“以巴山为界，两军互不越界、进攻、挑衅”，红军在汉中设立秘密交通线，陕军可暗中为红军输送药品、电台、军用地图等物资。这份密约在此后近两年间基本得到遵守，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解除北顾之忧，集中力量应对四川军阀，并为1935年顺利撤离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提前扫清了重大隐患。
从贺龙致田冠五的信，到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的汉中密约，这两件事虽然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战区，却遵循着同一套统战逻辑：立足对方的实际处境，以民族大义感召，以利害分析说服，以旧谊乡情拉近，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优待俘虏：

彰显仁义之师本色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镇设伏，围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活捉了师长张振汉。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国民党中将，此刻身负重伤、沦为俘虏。
按照旧军队的逻辑，张振汉必死无疑。然而贺龙不仅没有下令处决，反而安排大夫用珍贵药品为其治伤，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多次与他促膝长谈，宣讲红军政策与抗日救国主张。起初张振汉坚决拒绝，认为自己是“败军之将”，无颜授课。但贺龙等人始终不放弃，一次次上门劝说。
1935年8月，张振汉换上红军灰布军装，站在红军学校讲台上讲授炮兵战术。不久后在攻打湖南龙山县城时，红军缴获几门山炮却无人会操作，张振汉亲率战士来到城墙下，用两发炮弹炸开缺口，帮助红军迅速克城。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张振汉被红军的真诚所感召，主动请求随军北上。
贺龙、任弼时按军团级干部待遇为他配备骡子与勤务人员。在翻越玉龙雪山时，张振汉骑骡不慎摔入深雪谷中，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手牵手结成“人链”，将他拉回，随后轮流用担架抬他翻过雪山。几位年轻战士因体力不支倒在雪地，再也没有醒来。张振汉深受震撼，在长征中完成了世界观转变，成为唯一一位全程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王平:长征队伍中的国民党中将[J].档案记忆,2006（12）湖北省档案馆）
红军不以杀戮立威，而以真诚感化，这种“宽待俘虏”的政策，不仅瓦解了敌军的战斗意志，更在事实上将国民党军队的“兵源”转化为红军的“兵源”。当敌军士兵发现红军真的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是当“炮灰”看待时，战争的性质已经在个体心灵层面发生了深刻转变。
民族平等与结盟：

长征中的民族统战实践
长征途经苗、瑶、彝、藏、回、布依等众多民族地区，能否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存。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进入贵州安顺六马地区，这里是布依族、苗族聚居区。
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因1929年曾率众夜袭镇宁城、没收富豪财物分给穷苦百姓，被尊称为“陆大王”。起初他对红军心存戒备，躲进山洞不露面。彭德怀决定亲自上山拜访，陆瑞光则化装成普通士兵暗中观察。当他看到彭德怀穿着破旧灰布军装、毫无架子，杨尚昆主动与少数民族群众握手交谈、耐心讲解民族政策时，这位性格耿直的首领主动亮明身份，以布依族传统“拦门酒”将红军迎进弄染寨。
在吊脚楼里的长谈中，陆瑞光意识到红军反抗军阀、守护百姓的初心与自己不谋而合。1935年4月16日晚，双方签订“弄染结盟”，约定结成反蒋同盟，红军赠予36支步枪和一面红旗，陆瑞光负责掩护红军通过六马地区、提供向导补给、收留伤病员。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的第一个结盟。红军离开后，陆瑞光始终坚守协定，继续开展反蒋斗争。
与弄染结盟相呼应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建立的成建制少数民族武装。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转战丹巴藏族聚居区，当地进步青年麻孜·阿布（后改名马骏）通晓汉藏双语，为人正直仗义，亲眼见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宗教信仰后，主动为红军引路搭桥、筹集粮草。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组建“丹巴番民独立团”，马骏任团长。1936年1月，该团扩编为“丹巴藏民独立师”，总兵力2000余人，马骏任师长，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孜转移，藏民独立师担任全军殿后，以血肉之躯拖住追兵，为主力安全西进赢得宝贵时间。
在贵州毕节，另一支少数民族武装也在红军帮助下诞生。1936年2月，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深入大方县八堡六寨苗族聚居区，走访民情，抽调谢有才（后改名谢中光）等干部宣传民族政策。2月15日，王震在毕节百花山福音堂接见李正方、李德宏等9位苗族代表，次日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补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授予写有“苗族独立团”的红旗，由寨老李正方任副团长，谢有才任政委，每个寨编一个支队。代表们返回后，短短两天内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这支队伍此后以分散游击队形式坚持活动，替红军探路、传递情报、掩护伤员，部分苗族青年还跟随红军北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那张王震与苗族代表在教堂后的合影，成为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历史见证。
此外，红四方面军还争取了德格土司夏克刀登、白利寺格达活佛、甘南土司杨积庆等藏族上层人士。夏克刀登初因受国民党谣言蛊惑阻击红军，被俘后李先念亲自接待，诚恳解释红军政策。夏克刀登目睹红军救济贫苦、尊重寺庙后，主动与红军结盟，筹粮筹款，担任向导。格达活佛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杨积庆不顾国民党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穿越草地边缘。这些民族统战实践，在雪域高原上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同心防线。
从弄染结盟到丹巴藏民独立师，从六寨苗族独立团到格达活佛的支援，这些史实串联起一条清晰的民族统战脉络：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地将“民族平等”从政治宣言转化为军事与政治实践。红军通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宗教信仰”“公平买卖”等具体行动，打破了国民党的谣言，让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看到一支真正把他们当兄弟、当同志而非当奴隶、当敌人的军队。这种平等与尊重，激发出少数民族群众巨大的政治热情与军事支援，不仅为红军提供了粮食、向导、兵员和掩护，更在西南、西北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团结开明士绅、地方武装与国际友人：

统一战线的广度与温度
统一战线的边界，在长征中被不断拓展。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北上，途经豫南鄂北时，面临地方豪强修筑的众多围寨碉楼。这些寨子“夯土围墙、挖壕注水、土炮守备”，若逐个强攻，必将延误北上时机。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与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郑位三商定，一方面以“抗日大义”打动对方；一方面严令部队秋毫无犯，以行动展现诚意。部队经过泌阳高邑龙泉寨时，为保障队伍沿途不被袭扰，中共高邑区委书记侯太俊接到指示立即召开秘密会议，组织地下党员分头去做沿途各围寨寨主的工作，确保围寨武装不向红军队伍开枪，不干扰队伍行军。同时，弄清各围寨人员和枪支武器情况做好应对准备。
时值寒冬，战士饥寒交迫，却无一人进民宅滋扰，采购粮草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红军这种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龙泉寨寨主谭老三的疑虑，他打开寨门并挑选熟悉地形的青壮年为红军担任向导。离开龙泉寨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高唱抗日救亡歌谣。在地方党组织和围寨主、百姓支持下，红二十五军历时三天两夜，行军300余华里，不仅不费一枪一弹穿过豫南围寨区，而且队伍还扩大了。这些原本割据自保的地方豪强，在民族大义与红军纪律的双重感召下，成为了红军北上的“隐形盟友”。
如果说对围寨主的争取展现了统战工作的基层智慧，那么对开明士绅的团结则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胸怀。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进驻贵州毕节，发现城内一位乡绅家中皆是马克思、列宁著作的中译本，密密麻麻批注圈点。此人便是57岁的周素园，他是清末贡生、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登门拜访，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也与他纵论时局。周素园与红军领导人一见如故，被推举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凭借个人声望奔走四方，协助红军宣传政策、筹措粮款、安抚百姓，短时间内就扩军5000多人。
2月底，国民党重兵合围黔西北，红军决定撤离毕节。众人鉴于周素园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商议筹措经费送他去香港养病。周素园却坚决表示：“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于是这位身着长衫、拄着拐杖的老者，跟随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
1936年4月，部队进入云南遭滇军主力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园凭借早年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亲笔致信龙云、孙渡，痛陈民族危亡，恳请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这封信深深打动了孙渡等人，滇军最终主动撤防，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战略通道。此后周素园随军翻越数座大雪山，啃草根、煮野菜，与年轻战士同甘共苦，最终于1936年10月在将台堡见证三大主力会师，成为长征史上唯一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
更令人称奇的是，统一战线甚至延伸到了国际友人身上。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旧州偶遇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薄复礼（勃沙特）及其同伴。红军初时对外国传教士心存戒备，经核查确认他们确系普通传教士而非间谍后，红军释放了妇女和儿童，仅留下薄复礼与海曼。起初薄复礼十分恐惧，但红军战士对他关照和尊重深深打动了他。此后薄复礼从“被扣留的人质”转变为“特殊合作者”，帮助红军翻译法文地图，利用熟悉贵州气候山川、物产民俗的优势，为红军提供行军建议。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他跟随红六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转战黔、川、滇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1936年4月，萧克在云南富民县正式释放薄复礼，并为其准备路费干粮。薄复礼后来据此经历撰写《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一书，成为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的著作，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平等、乐观向上的红军形象。
从泌阳围寨的谭老三，到毕节城中的周素园，再到黄平旧州的薄复礼——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实则勾勒出长征统一战线最广泛的图景。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基于民族大义、阶级分析与真诚待人的系统性政治实践。无论是地方豪强、旧民主主义者、国际传教士，还是国民党旧军官、地方绿林，只要认同抗日救国、反对独裁压迫，都被纳入了统一战线的范畴。这种胸怀与自信，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了：红军不仅是武装斗争的先锋，更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旗帜。
结语
回望长征中的统战实践，从陈济棠让出三道封锁线通道开始，到贺龙致田冠五的书信、罗炳辉致龙云的书信；从陆瑞光的弄染结盟、马骏的丹巴藏民独立师，到王震授予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从周素园“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的誓言，到薄复礼翻译的法文地图……它们共同证明：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与胸怀的集中体现。长征的胜利，是枪杆子的胜利，也是统战工作的胜利；是军事战略的胜利，更是人心向背的胜利。
当一支军队能够在最艰险的远征中，把曾经的敌人、怀疑者、旁观者乃至国际友人，都转化为同道者与见证者时，它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成为了承载整个民族希望的脊梁。
（本文作者系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