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北三峡腹地，秦巴山脉南麓，开州（古称开县）“举子之乡”的美誉，穿越百年岁月依旧熠熠生辉。这片土地的科举史上，曾有一段令人惊叹的“道光现象”：从隋唐至嘉庆的1200余年间，开州仅出过3进士；而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短短数十年里，这里竟如井喷般涌现出5位进士（陈堃、李宗羲、沈西序、陈昆、谢临春）。1895年“公车上书”时，开州更有六名举人联名署名，参与人数居川东之首。在这份辉煌的背后，人们多习惯于仰望官至两江总督的李宗羲等显赫身影，却少有人知晓，真正为开州百年文脉搭起坚实阶梯、将“举子之乡”推向鼎盛的，是一位主动褪去官袍、返乡执鞭的一代大儒——沈西序。
沈西序（1816年—？），原名大铭，以字行，号秋帆，四川夔州府开县人，生于当地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沈廷辉为开州宿儒、诸生，博极群书，与当时主讲盛山书院的名师罗珍交游甚密，深受其学风浸染，著有《二十一史纂要》《开县志初稿》。在家学的浸润下，沈西序自幼便深知教育对于地域发展的重要性，而他亲身走过的科举之路，更让他切身体会到寒门士子求学之艰、应试之难，这也成为他日后倾力推动家乡文教振兴的重要根基。
道光二十三年，他与同乡李宗羲同科中举；次年，二十五岁的他金榜题名，考中三甲第二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开启了他颇具建树的仕途。
步入仕途后，沈西序并未像李宗羲那样辗转各地、直至身居封疆大吏之位，而是扎根贵州二十二年。他从普安县知县做起，历任正安州知州、贵筑县知县，一路擢升至贵阳知府、贵州按察使。在晚清贪腐横行、风雨飘摇的浑浊官场中，沈西序却如一股清流，他勤政廉明，“不徇私情，不妄取民财”，所到之处皆以宽厚仁爱著称，被百姓由衷呼为“沈青天”。
即便身居高位，他心中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文教发展，也始终记得故土士子求学应试的艰难——彼时开州虽有唐代韦处厚创建的儒学署（后发展为芙蕖书院）为根基，但因地处川东一隅、交通不便，文教长期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据史料记载，唐至明代千余年间，开州进士产出仅3名，举人16名（含武举9人），教育资源匮乏，成为制约人才涌现的关键症结。
1866年，正值仕途巅峰的沈西序，面对朝廷日益衰败和边疆动荡的局势，深感独木难支，于是做出了一个令世人惊愕的决定——辞官归隐。但这位三品大员的“隐”，并非为了独善其身，而是要将全部心力投向家乡那些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底层士子。回到开州后，他彻底褪去官威，欣然接受开州最高学府——盛山书院的聘请，出任山长（院长、校长）。在清代，山长不仅是学问的传授者，更是地方文风的塑造者，沈西序的到来，无疑为开州本就渐浓的文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作为“举子之乡”的幕后推手，沈西序的卓越之处，首先在于教育理念的革新。他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冲击，深知空谈“修齐治平”的腐儒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因此，在盛山书院的教学中，他将传统儒家理想转化为“真正读书为民”的务实观念，谆谆教导学生，读书不仅是为了敲开科举的大门、实现个人抱负，更是为了将来能心怀天下苍生、担当起济世安民的责任。这种极具前瞻性的教育理念，犹如一颗种子，在开州士子心中扎根，经几代人的秉承与发酵后，彻底掀起了开州新的社会风尚。
除了执鞭授课、革新教育理念，沈西序还多管齐下，为开州文教振兴筑牢根基。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尚未辞官的他便率先倡导，联合地方乡绅发起捐资，购置田地、铺基，以地租、房租收入作为士子参加乡试、会试、朝考的费用，彻底解决了寒门士子“无钱赴考”的难题。这一举措与当时的开县知县陈长墉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其大力支持，为开州科举人才的涌现构建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同时，他还全力支持罗珍在盛山书院推行的“经史并重、知行合一”教学改革——罗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四年（1824年）前后执掌盛山书院，其改革为开州培育了深厚的治学根基，沈西序与他精神相呼应、形成深度“教学共振”，这种高层次教育者的强强联合，直接催生并巩固了开州科举史上的“道光现象”。
沈西序更注重文化火种的留存与传承。咸丰三年，他应开县知县之聘，与学者陈昆等人共同编纂了《开县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文史资料；晚年闲暇之余，他又博览群书，著成《二十史纂要》和《开县志初稿》，为后世学子搭建了极为完备的知识框架。此外，他还积极传承家学，延续父亲沈廷辉的治学精神，推动开州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播，进一步厚植了开州的文化底蕴。
在他的带动下，地方官员与乡绅纷纷投身兴学事业，义学在城乡遍地开花——道光四年，高学濂设立义学十八处；道光六年，林丹云增设义学十四处，让更多平民子弟有了求学机会，开州崇文重教的风气日益浓厚。
沈西序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生的坚守，彻底改写了开州的文教命运。他从科举英才到廉吏清官，再到书院山长，身份虽不断转变，但兴学育才、心系桑梓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串联起官学、书院与士子群体，推动开州文风从沉寂一步步走向鼎盛。清代开州五位进士中，他既是其中一员，更是不可或缺的培育者与推动者；道光年间，开州科举人才辈出，除进士外，各类科举人才数量大幅提升，占据了清代开州进士、举人总数的重要比重；1895年“公车上书”时，开州李本均、刘秉元、欧阳薰、戴锡章、邓云卿、杨绍云六名举人联名请愿，参与人数居川东之首、全省第三（仅次于成都、华阳），“举子之乡”的美誉也自此传遍巴蜀大地。这一切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沈西序早年的奠基之功，更延续了罗珍等先贤开创的优良文教风气。
如今，百年时光流转，开州“举子之乡”的文脉绵延不绝，培俊堂的遗址、盛山书院的故迹（今开州中学），仍在默默诉说着沈西序的兴学佳话。当我们漫步在开州举子园，凝视着那些斑驳的科举匾额时，不应忘记这位在百年前点亮无数寒门学子梦想的宗师。他以一介书生的担当，以兴学育才的初心，接续罗珍等先贤的努力，打破了开州文教的沉寂，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正是因为有了沈西序这样甘为人梯的幕后推手，开州的文脉才得以在动荡的晚清岁月中绵延不绝、愈发光芒万丈。  
“举子之乡”的美誉，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沈西序们用良知、学识与无私奉献，一点一滴浇灌出的文化硕果，其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精神，也将永远镌刻在开州的文化史册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开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