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2日夜，几个彪形大汉从上海辣斐德路将救国会执行委员史良带走。最荒诞的是，入狱后连她的裤带也被取走——理由竟是“防止自杀”。史良在狱中写下：“我是无罪被捕，又怎么会无罪自尽呢？”这句反问，是她以法律逻辑对抗权力荒诞的第一声。
法庭上，检察官反复纠缠：救国会的口号与共产党如出一辙，是否“通同一气”？审判长步步紧逼：“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史良从容答道：“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抗日。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当她进一步区分“政府与政权”时，审判长面红耳赤，只能绕回老问题。五轮庭审，反动派始终一无所获。
狱中的史良，却展现出另一重温度。女监关押着60多名女犯，许多是不堪封建婚姻虐待的底层女性。她为她们分析案情，更痛切地认识到：“妇女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利，政治上的地位是很难得到保障的。”这份悲悯，让她的抗争超越了个人命运。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亲赴苏州声援“七君子”。当宋庆龄走进女监，看守慌忙为史良的牢房摆上白布与鲜花。两人紧紧相拥，泪珠夺眶而出。史良后来说：“你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
7月31日，苏州司前街看守所外，一二百名群众高呼抗日口号，鞭炮齐鸣，迎接“七君子”出狱。史良望着沸腾的人群，心中明白：这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
（作者顾春荣系常州天宁区政协委员，张泽生系民建常州天宁区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