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8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前左一）、史良（前左二）、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等率领群众高呼纪念九一八口号，进行示威游行。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期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孙晓村握手，中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

孙晓村（1906—1991），浙江余杭人。曾任民建中央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他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声援前线抗日将士；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揭露国民党当局税收政策弊病；他利用合法身份竭尽全力营救民主人士。1936年11月在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他作为南京救国会负责人不幸被捕入狱，但他理想信念坚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据的坚决斗争直至被营救出狱。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民建成立8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眸历史的瞬间，回望峥嵘岁月。
赴京就读中法大学
孙晓村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临平镇，今属杭州市临平区。祖上以经营房产维持家庭生活，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小学毕业后，孙晓村在杭州宗文中学念了一年书，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附中，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预科3年，法国神父规定很严，学生在图书馆只能看两种书：一种是与课程有关的书，另一种是天主教的书。
年轻人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孙晓村与同学组织“人社”，经常在同学家里聚会，纵谈国事，开始对孙中山的救国主张有所了解。1924年，孙晓村升入震旦大学理工科，上了2个月课，不巧得了伤寒，只得休学，回家治疗。第二年上半年他病愈回校，因耽误课程，理工科欲改文科或法科，正在踌躇不决时，“五卅惨案”爆发了。
孙晓村和同学们积极参加声势浩大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在反帝浪潮中，他们不愿再在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继续念书，便和同学们离开震旦大学。一行6人抵达北京，孙晓村受同学推荐见到了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李校长听到他们的情况后，说：“你们是爱国青年，不用考试，就来中法大学吧。”
孙晓村选了文学院，在文学院，孙晓村结识了陈毅。陈毅是1925年九十月间随中法大学文科从西山学院搬到东黄城根的，住在靠近学院的文华公寓里一间西耳房，孙晓村当时刚入学，他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曾常同比我高一级的同学陈毅有来往。”
在北京，孙晓村参加学生运动，接触进步青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北京大学支部，在同一小组有千家驹、陈洪进、吴羹梅等人。吴羹梅后来创办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被称为“铅笔大王”，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与孙晓村成为同事。
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参加救国会活动
1929年夏，孙晓村毕业，离开北平。他先后在杭州、上海、安徽等地教书，当编辑。当时的舆论热点是中国的农村问题，报纸杂志上常常讨论农村贫困、乡村建设运动等问题。当时，还有一些社会实践，如黄炎培在江苏徐公桥办了实验区、章元善在河北办了华洋义赈会、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办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等。
教书之余，孙晓村也非常关心中国的农村问题。他到过安徽天长，看到农民的真实生活、农村的衰败情形，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于是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大中国周报》。那段时间，孙晓村写了很多篇分析农村经济的文章。
他的这些文章引起了陈翰笙的注意，陈翰笙是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1933年5月陈翰笙给孙晓村写信，邀他到南京，担任当时的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专员。这一年，孙晓村27岁，正式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为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一个合法身份作为掩护。
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投降，要求抗日。学生爱国运动主要集中在南京。1932年春，国民党政府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南京的中共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中共党员或被捕或出走。南京成为白色恐怖的中心。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入华北，蒋介石却调集军队围剿革命根据地。
此时，孙晓村正在南京，他很快联系上王昆仑，王昆仑是孙晓村就读上海震旦大学时的同学王汝田的哥哥，他们曾一起在北平从事过学生运动。孙晓村与王昆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南京读书会，并以读书会的名义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读书会定期开展活动，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工作由王昆仑和孙晓村主持，王昆仑着重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孙晓村则定期去上海了解情况，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然后在读书会上传达。
1934年8月，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上的“万方楼”举行，这次会议，南京读书会正式同中共党组织接触。1935年南京妇女界救国会成立，接着文化界、学生界救国会先后成立。1936年5月南京职工界救国会成立，标志着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工作就绪，正式成立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孙晓村、曹孟君被选为负责人。
救国会“七君子”，实际上是“九君子”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的一件大事，大会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孙晓村以南京救国会负责人身份参加大会，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常委。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释放政治犯等要求。特别是南京兴起援绥运动，在救国会领导下，南京救国会通过冯玉祥，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1936年11月上旬举行各界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大会。
这次大会是南京救国会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步人士如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等共同筹备的，得到了冯玉祥、孙科、梁寒操、居正、覃振的支持，大会在南京中央饭店大厅举行，推举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席并讲话，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来参加会议的有不少人。大会通过了支援绥远的电文，公开支持绥远抗日军民，并在会后进行募捐，孙晓村和曹孟君奔走联系，暴露了身份。
各地救国会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惧怕和恐慌，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在上海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6天后，11月28日上午，孙晓村与王昆仑等人正在商议如何营救“七君子”，忽然有人跑来报信，说在实业部工作的曹孟君被捕了。不出所料，下午4时，孙晓村代表财政部正在参加会议，两个特务带着手枪，把孙晓村也带走了。
在南京被捕的孙晓村、曹孟君被关在宪兵司令部内，日常生活没有自由，不像被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的“七君子”，可以公开接受爱国群众的慰问，但是孙晓村坚持一个革命者的气节，政治主张始终没有动摇。
“七君子案”实际上成了“九君子案”。
事发以后，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16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对当局震动很大。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下旬曹孟君获释，9月4日孙晓村也被保释出狱。从1936年11月28日入狱，到1937年9月4日获释，孙晓村被关押了足足281天。
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得到 抗日救国思想的滋养
1930年孙晓村在安徽天长中学教书时，有空就到附近农村去走走看看。天长县从自然条件来讲应是一个鱼米之乡，但他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那里的农民无论大人小孩都是衣衫褴褛，住的房屋是破旧不堪。他想走近与之交谈，他们显得很害怕，马上就躲进破房子里去。整个村庄一片灰蒙蒙，而唯一鲜明的是画在天长城墙上的日本眼药和亚细亚煤球公司的醒目广告。鲜明的反差，是他研究农村问题下笔之处。
孙晓村因受到陈翰笙指导和启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1933年秋，陈翰笙到上海筹备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处处长吴觉农的帮助下，研究会很快成立。陈翰笙任理事长，吴觉农任副理事长，孙晓村与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任理事，这是孙晓村与吴觉农早期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吴觉农到北京任民建总会常委，孙晓村也到北京，又与吴觉农成为同事。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最初的工作就是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中国农村》由蔡元培题写刊名，由孙晓村、冯和法出面做发行人。1934年10月10日，《中国农村》正式出版，创刊号上孙晓村发表《中国田赋的征收》，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农民所负担的捐税，不仅种类复杂，税率苛重，而且征收的时候，额外浮收，任意勒索，欺骗中饱的情形不一而足。所以单单从有形的捐税上观察，不够了解苛征暴敛的实况，而最残酷的苛征暴敛却是在征收的方式及其过程中。中国的征收制度，尤其在田赋方面，症结太深，结果使得人民常在负担之外有额外的负担，而公家收入永远也到不了规定的限度。所以废除苛捐杂税的另一个主要方面，便是改善目前的征收制度。”
孙晓村经过调查与研究，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征税中存在弊端，给农民造成的伤害。文章从田赋征收人员的体系、田赋征收过程的舞弊两方面进行解剖，他指出“浮收、中饱、勒索”三种情形。以“浮收”为例，他认为“浮收”在田赋征收上是很普遍的，因为农民很少识字，素来惧怕官方，征收者收取超过票面的税额时，或多收而不找零，农民通常是不会发觉的。他举了浙江、安徽农村的例子，在银元折算时“浮收”的事实。民建老前辈冯和法回忆道：我最初读到署名孙晓村的文章，印象很深，觉得作者能够不顾风险发表这样的文章必有相当的勇气，可能是哪一位进步作家的笔名。当时冯和法在读上海劳动大学，他的老师告诉他，孙晓村是和他差不多年龄的一位从北平来的青年，冯和法倍感钦佩。
此后，孙晓村相继在《中国农村》发表了《浙江的土地分配》（第一卷第五期）、《近年来中国田赋增加的速率》（第一卷第七期）、《关于中国米谷商品化的一个分析》（第一卷第十二期）。这些文章都是他参加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以后，负责农村调查时写成的。他参加苏、浙、豫、陕四省的实地调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河南，他说：“我们租了一辆骡车从早晨走到黑夜竟没有走出一家地主的领地，这个事实惊人。农村里雨天多了闹水灾，晴天多了闹旱灾，尤其是蝗虫成灾”。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农村调查和研究给他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滋养，更使得他想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这都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危难之时，得到叶剑英和 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
孙晓村出狱后，正是南京形势最紧张的时候。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狂妄计划，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着战争的持续，日军不断增兵，其海空军优势日益显现。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方面处于劣势，伤亡惨重。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于11月撤出上海。
日本侵略者分两路进攻，一路从杭州沿公路到皖南，一路沿京沪铁路进攻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机构纷纷内迁，大部分到了重庆，一部分到了武汉。孙晓村所在的农产调整委员会决定迁武汉、长沙两地，跟随机构走只能一个人，不能带家属。当时孙晓村住在南京沈钧儒家里，一个平房住了很多人，有沙千里、陈洪进、季洪、何惧、刘清扬等人。
那时南京的形势危在旦夕，要离开南京的人越来越多，下关码头上行李堆积如山。正在四处想办法时，他的上司彭学沛打电话要孙晓村夫妇一起离开南京。可是孙晓村约定沈钧儒一起走，觉得这个时候离开沈钧儒他们先走不好，就谢辞了。孙晓村打电话找人求助，但都没人接，当时李宗仁管辖南京战区，他们打电话去问时，李宗仁也已经走了。孙晓村又去找冯玉祥，冯玉祥说，明天有一列专车从浦口车站发车，你们有多少人搭车都要在上午过江到浦口车站，下午4点前上车，但过江这一段你们要自己想办法。
孙晓村把情况告诉沈钧儒，沈钧儒即去找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设在鼓楼附近傅家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一幢楼房内，原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沈钧儒见到了叶剑英，讲了去浦口的困难，叶剑英说，过江的问题请放心，你们明天上午在家等着，我们派车来接你们到下关，准备好小货轮送你们过江。
沈钧儒带回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满屋的人都非常高兴，感激不已。第二天一早，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把他们送到了下关，用已经准备好的小货轮护送他们过江，到达浦口车站。这段惊险的经历在沈钧儒女儿沈谱所著《沈钧儒年谱》也有记载：“11月21日，先生等在叶剑英的支持下，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和专轮过江，后乘坐冯玉祥的专车离开南京，绕道陇海铁路，于24日下午1时抵汉口。同行者有孙晓村、沙千里、季洪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距孙晓村他们撤离仅2周多时间。日本侵略军对南京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如果没有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帮助，恐怕他们也不可能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逃生，随队撤离救国会的同志都万分感激共产党于危难之际解救了他们。
营救革命同志
1938年，孙晓村所在的农产调整委员会取消，业务归经济部农本局，他转任农本局专员。1939年，农本局接受军事委员会委托收购粮食存储在第二线，以备军用，为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购粮委员会。孙晓村代表农本局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又兼任了第三战区粮食管理处的副处长。
第三战区在江西，当时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派吴大琨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军部慰劳，并输送一批青年。回程时，吴大琨被特务逮捕，被囚禁于上饶“茅家岭”黑狱。孙晓村得知后，努力营救，由于这个案件归政治部主任谷正钢管，营救未能成功。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吴大琨被转移关进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面临极度危险。1942年，孙晓村找曾在北京读书时认识的朋友李寿雍帮助，同时又找到两位有实权的熟人，请求帮忙。
他们认为由一个人出面较好。孙晓村就请同时在战区的老朋友吴觉农假装成吴大琨的叔叔出面，将吴大琨保释出来。出狱后的吴大琨在福建建阳暨南大学教了3个月书，然后脱离第三战区到广东曲江东吴大学教书。东吴大学停办后，他又由中共地下组织介绍到桂林美军联络部做顾问直到抗战胜利，后来吴大琨成为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史专家。吴大琨在《难忘的回忆，不尽的思念》一文中说：“孙晓村同志为此冒了极大的风险，他的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在狱中继续斗争。”孙晓村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称他为：“身居虎穴，忠诚革命的楷模。”
（作者系民建上海市委会理论研究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原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