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秘书处印的国徽图案

 

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审阅国徽图案。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关于国徽方案，与会者意见很不统一。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政府去决定？”但最后意见依旧不统一，毛泽东决定：“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因国徽没有确定，所以在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最上方没有国徽，而是悬挂了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

成立两个国徽设计组
根据1949年9月25日座谈会讨论的结果，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拟制，马叙伦、沈雁冰领导原第六小组成员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小组，继续拟制任务。周恩来指示应多吸收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于是马叙伦等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两个设计组，负责国徽的设计工作。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组长，成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国立北平艺专小组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
10月23日，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林徽因与她的助手莫宗江设计了一幅以玉璧为主体的国徽图案，后经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家高庄及梁思成等集体讨论，完成第一个国徽图案设计，并写下《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的形的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为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做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缓。红色象征革命。红缓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瑗结采用的摺纹样式是南北朝造像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
这只是一幅草图，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林徽因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  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 逊  工艺史教授
高 庄  雕塑教授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清华大学的国徽图案采用了灰色调风格。以大孔璧作为国器象征，同时暗含完璧归赵、祖国统一之意，配以金色汉隶书国名和象征革命的红绶，红绶皱褶则模仿南北朝造像。这个方案的整体图案组合成汉镜样式，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气息。
清华大学的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象征。
1950年1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张仃担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他带领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做了一个方案。张仃和周令钊曾合作绘制开国大典纪念邮票、全国政协纪念邮票，他们或许受图案上的天安门的启发，加上张光宇的赞成支持，于是便设计出以天安门为主体的仿政协会徽的国徽图案，其天安门为斜透视图。
政协常委会会议审议

七个备选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日，马叙伦就国徽设计向全国政协常委会呈交报告：
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又据专家参加原来选出比较可供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外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现将这两种新拟的图案，连同原来的五种，一并送审核并请提出（交）全国委员会全体作最后决定。
附送国徽图案七种
召集人 马叙伦
1950年6月1日
报告中的国徽图案7种中，“原来选出”的5种是张仃、钟灵设计的5个图案。于形式上略有变更的是张仃、周令钊设计的另一个图案。遗憾的是现藏的国徽设计图稿中，未找到这个图案。但有档案可以印证，这个图案与张仃、钟灵设计的5个图案相似，是“仿（政协）会徽形式”的，中间是一个彩色的斜透视的写实的天安门图形。
1950年6月10日，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第6小组送审的7个国徽图案。6月11日下午4点召开的国徽小组会议上，马叙伦传达了政协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关于国徽这件工作我们筹备时间相当长了，曾交大会审查未获得适当解决。我想在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能获得解决。不过前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议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其次里边设计过程可让他们作报告。
在讨论时，梁思成对“采用天安门式”的方案发表了意见：
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又在技术方面：1、纸用颜色印，2、白纸上的颜色要相配、均匀，3、要做一个大使馆门前雕塑，将在雕塑上不易处理，要想把国徽上每种颜色、形状表现出来是不容易的，4、这个国徽将来对于雕塑者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在会上，沈雁冰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在那里召集的。最好是里边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
会议后，周恩来总理约请了梁思成。周总理表明了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图案的意向。第二天，梁思成在清华新林院8号的自己家中，向清华国徽设计小组全体成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介绍了中央美院设计小组的图案和政协国徽审查小组的意见，组织清华设计小组开始新一轮的设计工作。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讨论国徽设计的两种思路
6月15日晚8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上梁思成和田汉发了言。梁思成说：
周总理指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因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
（1）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与国画必须要分开，而两者之间有一种可称之为图案。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以天安门为主体，须把他程式化，而使他不（像）风景画。
（2）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他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国徽必须庄严。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我们认为国徽必然是庄严的，所以我们避免用飘带，免得不庄严。至于处理的技术，我们是采用民族形式的。
田汉说，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哪一种适合人民的情绪，人民就最爱他，他就是最好的。张仃先生设计的与梁先生设计的颇有出入，他们两方面意见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讨论决定：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围，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在这次会议上，张仃也提交了他们的修改方案，其关于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为：
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附设计人意见书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避免画成一张风景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者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者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品，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尚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像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继承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继承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者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种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华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 周令钊
助理绘画者：张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五日
两个国徽设计小组，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依据各自的审美理念，通过国徽设计表达各自对新中国的理解。张仃追求的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风格，梁思成追求的是中国知识精英认同的古典趣味。
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在梁思成、林徽因的领导下，提交了新设计的国徽图案和《国徽设计说明书》。
国徽设计说明书
设计人：国立清华大学营建系
一、我们的了解是：
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内容的题材，除象征的几何形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实物的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
它的整体，无论是几件象征的实物，或几何形线纹的综合，必须组成一个容易辨认的、明确的形状。
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
因为天安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然：
（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并避免写真的色彩。
（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天安门，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的画法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二、这个图案的象征意义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天安门，省略了繁琐的细节与色彩，为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七日
从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图案说明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对国徽的艺术要求和形式处理上是有分歧的，也存在着两者艺术水准的分野。
张仃先生率先提出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形，并被常委会接受，是历史事实。但国徽设计不仅仅是一个要不要天安门的问题。这在第6小组副组长沈雁冰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中有明确的体现：
国徽审查小组报告
沈雁冰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马先生对于梁图，认为天安门用金色，与今日之为红色者不符，与革命的意义上有所不足。
关于梁图之天安门改色一层，小组会上有过研究，廖承志且以色纸比附，结果认为红地金色有些庄严感，配以或杂以他色，皆将弄成非驴非马。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报告呈上，请尊决。
这份报告显示，梁、张的方案各有赞成者，但赞成梁思成方案的较多。这个结果，与评审小组成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精英这一特殊背景有关。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主席提议 “起立表决”
经过多次修改完善，两个设计小组给出的国徽定稿在风格和元素创意等方面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同。比如，两个方案都有天安门、齿轮、麦穗、五星等元素。不同的是，清华大学设计的是正面透视图像，颜色为金色和红色两种；中央美院设计的是侧面斜视的透视图像，颜色丰富。审查小组在两个设计图案前，有点左右为难，难以取舍。
这时，李四光一句话，打破了僵局：“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中的天安门生动、逼真，看上去感觉深沉，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感觉非常开阔。”李四光的一席话，得到了审查小组的认可。周恩来也频频点头，最后一锤定音，指着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第二图的图案说：“就定它吧。”
1950年6月23日下午4时，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七项会议议程中，第四项是审查国徽。
毛泽东主席拿起一张图案说：“经过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研究后，认为这个图案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在这次会上我们原则通过，有些修改，可交常委会去研究，因为国徽有关全国性，请起立表决。”表决结果，138人赞成，占绝大多数。随即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
6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表决通过。国徽图案说明写道：“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本文作者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